大明，北京，紫禁城。正统十二年。
我们许久未见的朱祁镇在干嘛呢？
此时他早已不是那个需要太皇太后张氏和长兴公辅政的少年天子了。
随着年龄增长，他逐渐渴望摆脱文官集团的掣肘，大权独揽，乾纲独断。
他深切地感受到，以内阁和六科给事中为代表的文官体系，像一张无形的大网，制约着他的每一项决策。
尤其是军队方面，文官通过掌握粮饷审计、参与军事决策、审理军民纠纷等方式。
对武将集团形成了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这也间接限制了皇帝通过武将直接行使权力。
朱祁镇决心要打破这种平衡。
这一日，朝会上，朱祁镇抛出了一项酝酿已久的“新政”草案。
核心只有一条：今后地方上的布政使司、按察使司等文官。
但凡涉及军队粮饷调配核查、军屯事务及军民纠纷审理时。
其过程必须接受当地镇守总兵官或指定高级武将的“协同监督”。
武将有权对文官的处置提出异议，并可直奏御前。
此言一出，朝堂哗然。
文官集团瞬间炸开了锅。内阁首辅带头出列，言辞激烈：
“陛下！此议万万不可！文武各有职分，方能使国政井然。”
“若使武将监督文官办案，则权责混淆，必生祸乱！且文官清流，岂容武夫掣肘？”
御史言官们纷纷跟上，引经据典，批评此举是开历史倒车，必将导致武将跋扈，地方失衡。
然而，并非所有重量级官员都立即表态。兵部右侍郎、帝师、托孤重臣于谦只是微蹙眉头，沉吟不语。
他身后的几位兵部、都察院的实权官员，也保持着沉默，目光在于谦、皇帝和内阁之间移动。
于谦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一部侍郎。作为先帝朱瞻基精心挑选的托孤重臣和朱祁镇的老师。
他身边聚集了一批务实、干练、强调效率和纪律的官员，形成了被称为“于党”的势力。
他们不同于传统清流文官的迂阔，在军政事务上拥有极大话语权。
于谦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种需要解读的态度。
朱祁镇坐在龙椅上，看着底下分裂的场面，心中更加不悦。他知道于谦的份量，更希望于谦能站在自己这边。
争论持续数日，文官集团态度强硬，死活不肯通过这项决议。
于谦在此期间曾私下觐见，试图劝说皇帝采取更缓和、更制度化的方式加强军备管理。
而非如此简单粗暴地让武将监督文官，以免引发更大混乱，但被朱祁镇不耐烦地拒绝了。
朱祁镇的耐心耗尽了。他对身旁的王振使了个眼色。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京城着名的烟花柳巷之地…
几位白天在朝堂上跳得最凶、以道德文章自诩的御史和给事中，被东厂的番子“恰好”堵在了妓院里，“人赃并获”。
次日朝会，没等这几位官员出列谏言，王振的心腹、东厂提督太监就先一步出班，朗声奏报此事。
朝堂上一片死寂。那几位官员面如死灰，瘫软在地。
朱祁镇这才缓缓开口，声音冰冷：“诸位先生平日满口仁义道德，国之柱石。却原来私下竟是这般行径？”
“如此德行，如何能表率群臣？朕看，正是缺乏监督，才让你们如此肆无忌惮！”
“新政之议，不必再争了。着即通过，颁行天下！”
一场突如其来的道德丑闻，成了压垮文官集团反对意见的最后一根稻草。内阁成员脸色铁青，却无力反驳。
就在这时，于谦终于出列。他没有看那些瘫倒的同僚，而是面向朱祁镇，声音沉稳有力：
“陛下，整肃纲纪，臣无异议。然则，新政关乎国体，执行细则尤为关键。”
“若监督之权界不清，恐生新的弊端。”
“臣奏请，由兵部、五军都督府与相关各部共议细则，明确监督范围、程序及奏报渠道，务求权责对等，以免矫枉过正，反伤国本。”
于谦这番话，为后续操作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和缓冲，避免武将在缺乏制约下 为所欲为。
朱祁镇正沉浸在胜利的快感中，见于谦没有直接反对，反而像是要来“完善”细节，便爽快答应：
“准奏！由于卿会同相关衙门，详议细则奏来。”
消息传出，武将集团弹冠相庆，但也知道具体怎么“监督”，还得和于谦这个务实派大佬商量。
文官集团倍感屈辱，但对于谦在最后关头试图给新政套上“缰绳”的努力，心情复杂。
朝堂之上，君、文、武、于多方势力之间的对立与博弈愈发微妙尖锐。
朱祁镇用非常手段暂时达到了目的。他却不知道，这种依靠权术和压迫建立起来的平衡有多么脆弱。
他更不会想到，遥远的西方，他那位“已故”的姑太爷陈兴，正用另一种更冷酷、更彻底的方式，掌控着一个国家的命脉。
两大帝国，两位掌控者，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推行着自己的意志。
而大明帝国的命运，却已在这君臣离心、各派系相互猜忌制衡的暗流中，悄然埋下了危险的伏笔。
朱祁镇以为凭借雷霆手段和东厂的缜密罗织，杀一儆百，便能将新政顺利推行下去。
然而，他低估了文官集团百年来的底蕴和韧性，也高估了皇权在具体执行层面的穿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