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荣案虽已了结，但朱棣和郑和都认为，其党羽并未连根拔起，江南仍有暗流。
东厂番役，由锦衣卫中挑选的精锐和招募的江湖好手组成。
手持东厂特有的逮捕凭证“驾帖”，无需刑部签发，如同鬼魅般潜入南京及苏杭等地。
他们不再依赖地方官府，而是直接行动。
依据之前陈兴留下的线索，以及东厂自身发展出的眼线，
短短数月内，又秘密逮捕了数十名与杨荣案有牵连、但之前侥幸逃脱或证据不足的江南籍中下层官员、涉案商贾的亲属心腹、以及漕帮残余头目。
审讯地点直接设在东厂大狱。酷刑之下，口供如同滚雪球，又牵扯出更多“对迁都心怀怨望”、“私下非议朝政”的人员。
一时间，官场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比迁都前更加噤若寒蝉。
江南抵制迁都的势力，被东厂用最血腥的方式，彻底犁庭扫穴，连根拔起。
郑和将此案作为“首功”，密报朱棣，朱棣龙颜大悦，对东厂的作用更加深信不疑。
迁都北京，直面北虏。瓦剌虽败，但阿鲁台等部依旧在草原深处蠢蠢欲动。朱棣需要最及时、最准确的情报。
东厂番役展现出极强的渗透能力。
他们化装成商贩、流民、甚至萨满教徒，深入草原腹地，刺探瓦剌、鞑靼各部的动向、兵力集结、物资储备、部落矛盾。
一条条绝密情报通过东厂独有的“快脚”飞速传回北京。
某次，东厂提前数日侦知阿鲁台欲联合几个小部落，趁寒冬南下劫掠边镇，郑和立刻密奏。
朱棣得以提前调集精兵，在预定地点设伏，重创来犯之敌，取得一场酣畅淋漓的小胜。
此役让朱棣和边军将领对东厂的情报能力刮目相看。
东厂成立的核心目的之一，便是监视百官。郑和深谙此道。
他派出手下番役，如同影子般附着在六部九卿、勋贵宗室府邸周围。
官员的宴饮往来、门生故吏的拜会、甚至家仆的采买，都可能落入东厂密探的眼中。
某位户部侍郎在家中酒后抱怨迁都耗费太大，被藏在隔壁屋顶的东厂番役听得一清二楚，记录在案。
不久，此人便被寻了个由头，外放偏远之地。
一位以清流自诩的御史，私下收受某江南富商的厚礼，为其子科考舞弊疏通关系。
此事极其隐秘，却被东厂安插在富商家的眼线察觉。证据确凿之下，该御史被革职查办，震动都察院。
这些“成果”被郑和定期整理成“访缉册”，密奏朱棣。
朱棣虽未立即处置所有人，但这些官员的把柄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
使得朝堂之上，人人谨言慎行，唯恐被东厂抓住错处。朝堂风气为之一肃，却也多了几分令人窒息的压抑。
然而，阴影已悄然滋生。
手握“驾帖”、密奏之权，东厂番役行事日渐骄横。
抓人无需明确证据，仅凭“风闻”或提督太监的授意即可。
冤假错案开始出现。被构陷者，往往屈打成招，家破人亡。
一些心思活络的番役，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敲诈。
他们掌握着官员或富商的“隐事”，以此为要挟，索取钱财。
若有不从，便以“东厂拿人”相威胁。北京城内，一些商铺甚至开始定期向负责该片区的番役“孝敬”，以求平安。
东厂的存在，成为了权力斗争的新工具。
一些官员开始尝试通过贿赂郑和或其亲信，利用东厂的力量构陷政敌。
虽然郑和目前尚能约束，严格筛选密奏内容，但此风一开，后患无穷。
东厂的崛起，严重挤压了锦衣卫的“传统业务”和权力空间。
锦衣卫指挥使纪纲表面上对郑和恭敬有加，背地里却极为不满。
两股特务力量之间的摩擦与争功，已初现端倪。
双方在侦缉、抓捕时发生冲突，甚至互相安插眼线的情况，开始出现。
陈兴冷眼旁观着这一切。他看到了东厂在肃清余孽、刺探军情上的“高效”。
但也更清晰地看到了那柄双刃剑上日益锋利的、指向帝国自身的刃口。
他曾向朱棣进言制衡，但朱棣沉浸在耳目灵通、掌控力增强的快感中。
对郑和也颇为信任，并未真正采取强有力的制度性约束措施。
事实上，郑和确实没问题，能力也是顶级的，但制度一旦形成，就不完全是人能决定的了。
陈兴知道，自己当初的警告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
东厂这头被朱棣亲手释放出来的怪兽，已经开始显露獠牙。
而它未来将给这个王朝带来怎样的影响，是福是祸，恐怕连那位雄才大略的永乐大帝，此刻也未能完全看清。
紫禁城的阴影深处，新的权力幽灵已然成形，并开始无声地吞噬着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