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善美点点头，把手里的案卷递过去。老所长扫了一眼，咧开嘴笑了，缺了门牙的嘴漏着风：“张德顺啊，去年发大水，村口的河沟里捞上来一具尸体，兜里还揣着你们服装厂的欠条呢。”
他顿了顿，又说：“要我说，您这三千块债权，现在连三副棺材板都买不到，何必跑这么远来折腾？”
王善美的脸色沉了沉，没说话，只是把案卷收了回来，指尖攥得发白。我知道，他心里不服气，毕竟这是他接手的第一个案子，他不想就这么算了。
从司法所出来，我们往张德顺所在的村子走。穿过村口的晒谷场时，王善美不小心踩碎了半块青砖，“咔嚓”一声，砖渣溅到旁边的草垛上。十几个光着膀子的汉子蹲在槐树下打牌，扑克牌被揉得皱巴巴的，有人手里夹着烟，烟蒂扔了一地。
见我们路过，一个汉子抬起头，冲我们喊：“你们是来找张德顺的吧？他家那台缝纫机头，昨儿刚被债主拉走抵酒钱了！”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不远处有一间破旧的土坯房，半截土墙上贴着一张褪色的“先进生产者”奖状，边角被风吹得卷了起来，上面的字迹已经看不太清。
墙根下堆着几把扫帚，都是用纺织厂报废的布条扎的，靛蓝、橘红、米白的碎布挂在扫帚上，风一吹，就轻轻翻飞，像一群死不瞑目的蝴蝶。
我们走到土坯房门口，门虚掩着，里面传来“咕嘟咕嘟”的煮粥声。推开门，一股红薯粥的香味飘了出来，混杂着淡淡的霉味。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正蹲在灶台前烧火，头发花白，用一根蓝布带扎在脑后，脸上布满了皱纹，像干枯的树皮。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袖口磨破了，露出里面的棉絮。
“你们找谁啊？”老太太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带着几分警惕。
“大娘，我们是来找张德顺的，想跟他谈谈货款的事。”王善美放缓了语气，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温和些。
老太太的身子顿了顿，叹了口气，站起身，用树皮般的手擦了擦眼角：“顺子走前说去南方打工，说赚了钱就回来还账，结果……结果邮回来的信，地址写的都是阴曹地府。”
她说着，突然掀开床板，从床底下拖出一个用油纸包着的东西，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一本存折，封皮上“长垣县农村信用社”的字样已经被虫蛀得斑斑驳驳，边角也破了。
王善美接过存折，指尖碰到粗糙的封皮，心里泛起一阵酸。存折里的钱不多，1986年3月17日的记录显示，余额只有237.4元。
他一页一页地翻着，突然停住了——最后几笔取款的签名，和之前送货单上的签名差别很大，字迹潦草，像是有人伪造的。
“大娘，这最后几笔取款的签名，好像不是张德顺签的。”王善美轻声说。
没想到老太太突然变了脸色，抓起灶台上的火钳，指着王善美的鼻子骂：“你们这些穿西装的，没一个好东西！比高利贷还狠！顺子都已经不在了，你们还来逼我一个老太婆！”
她说着，就用火钳往王善美身上砸，火钳砸在土墙上，“啪”地迸出几点火星，惊飞了梁间筑巢的燕子，燕子扑棱着翅膀，很快就消失在院子外面。
王善美没躲，只是默默地承受着，直到老太太砸累了，瘫坐在地上哭，他才把存折轻轻放在桌上，转身拉着我走出了土坯房。
暮色降临时，我们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发现了被撕毁的欠条。半张纸掉在地上，上面还能辨认出“今欠到长垣xx纺织厂布款叁仟元整”的字样，字迹被风吹得有些模糊；另一半粘在槐树皮上，上面的墨迹被虫蛀得千疮百孔，像是被无数只小虫子啃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