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那是一个风云激荡、充满希望与变革的年份。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盛大举行。这次大会意义非凡，系统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国家制定了“三步走”发展战略，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犹如在时代的浩瀚海洋中，为全国人民指明了前行的方向，有力地推动了党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
全国上下，学习贯彻落实“十三大”文件精神的热潮如汹涌澎湃的浪潮，席卷每一个角落。人们的心中，都燃起了对未来的憧憬与奋斗的火焰。
1987年的冬雪，似乎比往年来得更早些。刚进入十一月，电大校园里的法桐便被白霜悄然包裹，那枝桠上的积雪，在凛冽寒风的吹拂下，簌簌地飘落，冷不丁地钻进衣领，凉得人忍不住缩起脖子。
我站在教务处的玻璃窗前，窗上蒙着一层薄薄的霜，宛如给世界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我轻轻哈出一口气，用指尖小心翼翼地擦出一个小圆圈，透过这小小的窗口，能看见里面老师正伏案整理文件的身影。
此刻，我手中紧紧攥着成绩单，手心里已满是汗水，指腹因为用力，把纸边捏得皱巴巴的。成绩单上，“古代汉语”“应用文写作”两门必修课旁印着黑色的“良好”，那字迹清晰而沉稳。然而，选修的“档案学”“经济学”“英语”三栏，却全是醒目的红色“合格”，像三盏明亮的红灯，在白纸上格外刺眼。
但在成绩单的最下方，“优秀学员”几个黑色宋体字，衬着红色边框，显得庄重而耀眼。旁边还附着一张淡黄色的领奖通知，钢笔工整地写着“奖品：1986年版《辞海》（缩印本）”，落款处盖着电大教务处的红章，那红色如同燃烧的火焰，带着温暖与希望。
我缓缓将成绩单叠成小方块，郑重地塞进棉袄内袋，那里贴着心口，还残留着丝丝暖意。刚要转身往楼梯口走去，就听见教务处里传来一阵压低声音的争执声。
原来是孙浩的父亲。上周在电大门口，我曾见过他一面。他穿着一件洗得发亮的深蓝色棉袄，领口已经磨出了白边，袖口还缝着一块深灰色的补丁，显得有些破旧。他手里夹着一根没点燃的“大前门”，烟丝从烟纸缝里漏出来，簌簌地落在水泥地上，仿佛是岁月的尘埃在无声飘落。
“王主任，您再通融通融，我家孙浩就差‘经济学’和‘英语’两门，补考让他过了吧！”他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透着无尽的无奈与期盼。说着，他伸手就往主任手里塞烟，可一不小心，烟蒂蹭到了桌布，“滋啦”一声，烧出一个黑褐色的小洞，那焦痕就像一块难看的补丁，在米白色的桌布上格外扎眼。
王主任皱着眉头，把烟轻轻推回去，指尖捏着桌布的焦痕看了看，语重心长地说：“老孙，规矩不能破啊。孙浩这两门补考还是六十不到，选择题错了一半，简答题连‘供求关系’的概念都写不对，我要是让他过了，对其他同学不公平呐。”
孙浩父亲长叹一口气，捏着烟的手缓缓垂下来，烟卷在指间转了两圈，指腹把烟纸蹭得发毛，最终还是默默地没再说话。他只是弯腰把地上的烟丝拢了拢，用鞋底轻轻碾了碾，转身离开时，棉袄后襟沾着的雪渣掉在地上，没一会儿就化成了水，仿佛他的希望也在一点点消融。
我躲在楼梯口，听着他下楼时那格外沉重的脚步声，心里也跟着一阵发堵。想起孙浩上次跟我借英语笔记时，还无奈地说，要是这次过不了，他爸就要让他去校办工厂正式入职了。那话语中，满是对未来的迷茫与不甘。
从学校出来，我顺路前往百货大楼买墨水。街面上的积雪已被车轮碾成了黑泥，每走一步都要小心翼翼，生怕滑倒。我紧紧攥着口袋里的两块五毛钱，特意绕开了那些结冰的水坑，仿佛在绕开生活中的重重困难。
百货大楼里比外面暖和许多，门口的热风幕机吹得人脸上发燥。刚走到二楼的皮鞋柜台，就看见金丽丽背对着我抹眼泪。她那件米色的腈纶毛衣沾着点灰尘，头发也有些凌乱，脸上的妆早已花得一塌糊涂，黑色的睫毛膏晕成了圈，像两只糊了墨的蝴蝶，在白皙的脸颊上格外显眼。
旁边站着个穿呢子大衣的顾客，手里拎着个棕色的皮包，另一只手拿着双黑色的牛皮鞋，鞋尖还沾着点试穿时蹭的灰。顾客皱着眉头，一脸不满地说：“姑娘，我刚才明明说要37码，你怎么给我拿36码？这挤得脚疼，还怎么试？”
金丽丽吸了吸鼻子，声音带着哭腔，肩膀一抽一抽的，满是委屈：“对不起，我刚才整理货的时候，把37码的那双放在货架最上面，现在找不到了……我再给您找找，您再等会儿行吗？”
顾客皱着眉把鞋往柜台上一放，皮质鞋面磕在玻璃上，发出“当”的一声脆响：“算了算了，耽误时间！”说完转身就走，呢子大衣的下摆扫过柜台，带倒了旁边的鞋油罐子，黑色的鞋油在玻璃上划出道道印子，仿佛是生活的无奈留下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