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回家，而是扛着这袋米，在街上疯狂地奔走，逢人便激动地大喊：“龙元没倒！龙元没倒！朝廷（共和国）没骗我们！供销社里，真的能买到平价米！”
这一幕，在全国成千上万个城镇，同时上演着。无数个像王二一样的普通百姓，在亲手将手中的纸币，换成了实实在在的口粮和布匹之后，那种发自内心的安心与信赖，如同涓涓细流，汇聚成了支撑起国家信用的滔滔江河。
如果说，供销社的敞开供应，是国家信用的“定海神针”，那么，紧随其后的法律与暴力，便是保卫这根神针的“刀剑与甲胄”。
就在供销社开业的同一天，帝国最高法院与廉政公署，联合发布了《关于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紧急公告》。公告以最严厉的措辞，宣布所有在大明境内，以任何形式拒收法定货币龙元、或恶意囤积居奇、操纵物价的行为，均以“危害国家金融安全罪”论处。
罪行分三等：情节较轻者，没收全部家产，流放西伯利亚；情节严重者，处以绞刑；罪大恶极、引发一方大乱者，公开处决，夷三族！
这已经不是警告，而是赤裸裸的死亡威胁。
与此同时，一队队戴着白色袖标的镇北军宪兵，开始在各大城市的街头巷尾巡逻。他们如同猎犬一般，嗅探着任何一丝恐慌与投机的气息。
广州菜市口，人头攒动。
三个在黑市上高价倒卖白银、并大肆散播“皇家银行即将倒闭”谣言的本地富商，和两名行为诡异的欧洲水手，被宪兵部队当场逮捕。在一场极为迅速的公开审判之后，他们被判处“危害国家金融安全罪”的最高刑——死刑。
冰冷的刺刀，在阳光下闪着寒光。随着行刑官一声令下，五颗血淋淋的人头滚落在地。那浓重的血腥味，混合着围观百姓的惊呼声，向所有心怀叵测之人，传递了一个最清晰不过的信号：共和国的信用，不仅建立在堆积如山的商品之上，更建立在锋利无比的刀枪之上！
远在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家们，还在等待着东方帝国金融崩溃的“捷报”。然而，他们等来的，却是让他们目瞪口呆的消息。
他们的代理人报告说，龙元非但没有崩溃，反而在一场短暂的恐慌之后，以前所未有的坚挺姿态，重新站稳了脚跟。老百姓宁愿手持龙元去排队买米，也不愿意用高价去黑市换取他们手中的白银。
他们运去的海量白银，如同投入了一片奇怪的泥沼，除了能从一些胆大包天的走私贩子手中，买到一些丝绸、香料之类的奢侈品外，根本无法触及粮食、棉花、钢铁这些被国家严格管制的战略物资。
而他们为了冲击市场而兑换到手的、数以亿计的龙元，则彻底成了一堆无法变现的“资产”。银行不给换，市场不需要，它们只能躺在箱子里，发出纸张的霉味。
他们被困住了。如同一个企图用洪水淹没对手的巫师，却发现对手直接将整片大地，都变成了吸水的海绵。
就在这些欧洲金融家的代理人们，如坐针毡，进退维谷之际，皇家银行的总行长侯三，终于悠闲地露面了。
他以胜利者的姿态，向所有持有大额龙元的欧洲商会，宣布了一个新的“兑换方案”。
皇家银行，愿意“溢价”回购他们手中的龙元。但支付的，不是白银，而是一揽子大明帝国拥有绝对定价权的商品——丝绸、茶叶和瓷器。至于兑换的比率，则由皇家银行单方面说了算。
“你们运来一船闪亮的白银，妄图掏空我们的国库；现在，你们可以选择，是让你们的纸片在这里烂掉，还是换走一船精美的瓷器，回去至少还能向你们的股东，交个差。”侯三的话，充满了毫不掩饰的嘲讽。
面对这个屈辱却又唯一的选择，欧洲“辛迪加”的代理人们，只能捏着鼻子，接受了这份不平等的“城下之盟”。
于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大明沿海的港口，出现了蔚为壮观的一幕：一艘艘满载着白银的欧洲快船驶入港湾，卸下成箱的银币，然后又装上成箱的茶叶和瓷器，屈辱地扬帆远去。
他们运来的是战争，运走的却是商品。他们付出了真金白银，却只为大明的工业体系，完成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去库存”，并且，还以“铸币税”的形式，为皇家银行，贡献了一笔天文数字般的利润。
此战过后，当最后一艘欧洲商船黯然离港，这场惊心动魄的金融保卫战，也终于落下了帷幕。
“龙元”的信用，浴火重生。它不再虚弱地依赖于任何贵金属的价值，而是如同一棵参天大树，深深地扎根于共和国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无与伦比的社会组织能力，以及那支足以碾压一切敌人的、国家暴力机器的土壤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