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子号”列车载着帝国最高统治者，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风驰电掣般地行驶在京津之间的钢铁轨道上时，它所碾压的，不仅仅是二百六十里的空间距离，更是二百多年来，积淀在大明士绅阶层心中，那套根深蒂固、自以为牢不可破的传统时空观念与价值体系。
顾昭那一连串眼花缭乱、令人目不暇接的大手笔——无论是对外彻底击溃建州、对内提出“海外建国”以图削藩，还是兴建工厂、推广格物、修筑铁路——这些大刀阔斧的改革，就如同一次次剧烈的地震，猛烈地冲击着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也终于，引发了一场酝酿已久、来自传统势力最核心、最猛烈的反噬。
这股反扑的力量，其源头，正是那个曾经在晚明政坛上呼风唤雨、如今虽在表面上被打压，但其影响力依旧如盘根错节的老树般，深植于江南士绅集团与全国读书人心中的——东林党。
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如果再任由顾昭这样“胡闹”下去，他们所赖以生存的一切，都将被彻底颠覆。顾昭所做的一切，看似是在强国，但其内核，却是在用一种全新的、以“实用”和“格物”为核心的思想，来取代他们信奉了千百年的程朱理学。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政见之争，而是“道统”之争，是“国本”之争！这是要挖他们的根！
于是，一场精心策划、声势浩大的舆论风暴，以江南为中心，骤然席卷全国。
风暴的核心，是一份由江南文坛领袖、前礼部侍郎、亦是顾昭曾经的秘密盟友——钱谦益领衔，联合了全国数百位名震一方的大儒宿老，联名签署的《泣血谏圣君，固我大明道统万言书》。
这份万言书，其用心之险恶，其文笔之煽动，堪称达到了文人弄墨的极致。
它通篇不谈顾昭平定建州的赫赫战功，也不提新政给国家财政带来的明显好转，而是巧妙地绕开了所有对顾昭有利的实务层面，直接从最高蹈、最虚无、也最能蛊惑人心的“道统”与“国本”问题上，发起了致命的攻击。
文章开篇，便以泣血椎心之笔，痛陈当今“圣学旁落，人心浮躁”之危局。紧接着，笔锋一转，直指顾昭在京郊设立的西山书院。
“……顾昭以武臣之身，干预文教，实乃本末倒置！其西山书院，不授《四书五经》，不讲圣人微言大-义，反教授所谓‘格物致知’之学，此与先秦墨家何异？昔日始皇帝焚书坑儒，独尊法术，天下苦之。今顾昭废黜百家，独尊墨术，其心可诛！程朱理学，乃我大明立国二百余年之国本，是维系天下纲常伦理之基石，岂容此等‘夷狄之学’所动摇？此乃以夷变夏，乱我华夏之根基也！”
檄文将西山书院的科学教育，直接打-成了动摇国本的“墨家妖术”，将顾昭，比作了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这是诛心之论！
而后，万言书又将矛头，对准了刚刚通车的京津铁路和日益兴盛的天津工业。
“……修铁路，造火轮，此等奇技淫巧，看似便捷，实则耗费民脂民膏无数，与民争利，徒增奢靡之风！圣人治国，当以王道教化为本，劝课农桑，轻徭薄赋。今顾昭所为，乃霸道之术，崇尚机巧暴力，与圣人之道，背道而驰！长此以往，民心将不念稼穑之本，反逐工商之末利，国将不国！此乃舍本逐末，祸国殃民之举也！”
他们绝口不提铁路在军事调动和物资运输上的巨大战略价值，只揪住“耗费钱粮”和“奇技淫巧”这两点，将其上升到“王道”与“霸道”之争的高度。
这封万言书，通过各种渠道，以极快的速度，传遍了全国的府学、县学，在那些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读书人中间，引起了轩然大-波。
而钱谦益等人，更是暗中使力，将这场风暴的中心，引向了帝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国子监。
在某些别有用心的博士、学正的煽动下，数千名来自全国各地、自诩为“圣人门徒”、“清流砥柱”的国子监太学生们，热血上头，群情激奋。他们身穿青衿，头戴方巾，聚集在国子监那古老而庄严的牌楼之下，席地而坐，高举着“尊孔复古，罢黜顾贼”、“禁绝妖术，重振儒风”的横幅，开始了声势浩大的静坐请愿。
一时间，整个京师，为之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