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京城四少”那短暂而光怪陆离的交集，如同投入燕园平静湖面的一颗石子，涟漪过后，湖水复归深邃。
陈默非常清楚，那些权与色的浮华表象，不过是这个波澜壮阔大时代的边角料，真正的硬核，始终是知识、是思想、是能把握时代脉搏的真本事。
于是，他像一块被狠狠扔回知识海洋的海绵，以更凶猛的速度和贪婪，重新投入到他的“魔鬼计划表”中。
宿舍、图书馆、教室、食堂…四点一线的生活轨迹精确得如同瑞士钟表。
室友们尚未归来，406宿舍成了他一个人的绝对领域，墙上那张色彩斑斓的计划表，就是他的行军图。
书桌上，堆垒的书籍高度再创新高。
左边是砖头般的《法学原理》、《合同法详解》、《公司法案例汇编》，右边是能砸晕人的《宏观经济学理论》、《计量经济学模型》、《博弈论导论》，中间还夹杂着德鲁克的《管理：任务、责任、实践》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各种颜色的笔记和标签从书页中探出头，像一片片饥渴的思维触角。
“啊啊啊！这个效用函数和边际替代率的关系到底是哪个天才想出来的？！脑子要烧掉了！”
陈默抓着一头利落的短发，对着满纸的数学推导符号发出哀嚎，眼神却兴奋得发亮，“但是…解出来的这一刻…好爽！”
内心oS：“这就是知识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吗？被虐得死去活来，最后还会爱上这种感觉？社畜之魂，果然对‘攻克难关’有着变态的执着！”
他时而埋首于复杂的法学案例，分析法官判决背后的法理逻辑和社会效应（内心oS：“这个判例明显受到了当时政策的影响，法治的独立性任重道远啊…”）；
时而沉浸在抽象的经济学模型中，用数学工具推演市场行为和宏观政策的影响（内心oS：“这个模型假设太理想化了，得把制度摩擦和人性变量加进去才好…”）；
时而又跳脱出来，思考管理学中如何激励组织、分配资源。
更奇妙的变化，在他脑海中悄然发生。
那些原本分散在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开始不再安分守己，而是相互碰撞、勾连、融合。
当他分析一个国有企业改制的案例时，经济学的效率原则会自动跳出来评估改制方案的优劣（“产权明晰是提高效率的关键”）；
法学的公平程序和产权保护理念会立刻跟进（“但程序必须合法，职工安置必须依法保障”）；
管理学的组织变革理论则会提供具体操作层面的思路（“需要新的激励机制和企业文化重塑”）；
而所有这些，又会立刻被放置到政治学那个“改革、发展、稳定”的宏大框架下进行审视（“必须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但不能引发社会震荡”）。
他甚至会下意识地联想到在“梦巴黎”看到的消费现象（“这是经济开放带来的消费主义萌芽”），联想到王栋刘鑫的行为（“这是权力寻租和阶层固化的微观体现”），联想到吴厂长的遭遇（“这是法治不彰背景下个体在权力面前的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