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餐的桌子摆在客厅窗边，红灯笼的光透过纱窗洒进来，落在满桌的菜上。黄豆炖排骨的油花浮在汤面，酱鸭的皮泛着红亮的光，炒青菜还带着脆嫩的水汽，连碟子里的腌萝卜都切得方方正正。苏瑶的爸爸给我倒了杯黄酒，酒液琥珀色，晃着杯壁沾出细痕：“阿曹，咱们中国人讲究‘过日子’，不是过给谁看，是家里人热热闹闹，邻里间和和气气——你看这老巷，谁家做了好吃的都互相送点，谁家有事都搭把手，这才是咱们的根。”
苏瑶夹了块排骨放进我碗里，自己咬着春卷，含糊地说：“我爸说得对，上次咱们在香格里拉，卓嘎姐不也给咱们送青稞饼吗？不管是宁波的巷，还是藏地的草原，咱们中国人都认‘情分’，认‘家’。”她妈妈给我添了勺汤，轻声道：“以前瑶瑶总怕外面的世界太乱，现在有你陪着，她也敢往外走了。咱们做父母的，不求别的，就求你们好好的，把小日子过暖，就是最好的。”
饭后，苏瑶拉着我去阳台看月亮。宁波的月亮裹着水汽，晕出圈淡淡的银辉，落在巷子里的青瓦上，像撒了层薄霜。她靠在我肩上，手里攥着我给她剥的橘子，指尖沾着橘瓣的甜：“你还记得在上海聊的吗？其实咱们要变强，不就是为了守住这些吗？守住我妈炖的汤，守住王阿姨的汤圆，守住这老巷的灯，守住家里的人。”
我抬手轻轻揽住她的肩，她的头发蹭过我的下巴，带着淡淡的皂角香。风里传来巷子里谁家电视的声音，混着远处卖夜宵的吆喝，还有隔壁传来的孩子笑声，细碎却暖得人心发颤。“是啊。”我低头看着她头顶的发旋，声音放得极轻，“咱们中国人的‘强’，从来不是为了争什么，是为了让家里的灯永远亮着，让邻里的笑声永远在，让小日子能安安稳稳，让‘家’能从一口灶、一盏灯，变成一条巷、一座城，最后变成整个国家——这样，不管走多远，都有个能回的地方，都有群能牵挂的人。”
苏瑶往我怀里缩了缩，手臂轻轻环住我的腰，像找到了最安稳的依靠。远处的红灯笼在风里轻轻晃，光落在她脸上，柔和得像幅画。“有你在，我就不怕了。”她轻声说，气息拂过我的胸口，“以后咱们常回来，陪我爸妈吃饭，跟王阿姨聊天，在巷子里散步——把小日子过好，就是咱们能做的，最踏实的事。”
我收紧手臂，把她更紧地揽在怀里，鼻尖萦绕着她发间的香、巷子里的烟火气，还有心底慢慢涨起来的暖意。原来所谓“家国”，从来不是宏大的口号，是厨房的热气，是邻里的问候，是爱人靠在怀里的温度，是老巷里永远亮着的灯——这些细碎的、温暖的“小”，凑在一起，就是最坚实的“大”，是中国人骨子里的根，是我们拼尽全力也要守住的，最珍贵的“情”。
从宁波老巷的青瓦下出来，我和苏瑶带着王阿姨塞的一兜汤圆，坐上去上海的高铁时，窗外的雨还没停。苏瑶把笔记本摊在小桌板上，指尖划过周教授标注的“陆家嘴三塔”字样，墨水在纸页边缘晕开浅浅的痕：“周教授说这三座楼是‘龙脉锁钥’，到底藏着什么门道？”
我捏了个凉透的汤圆放进嘴里，糯米的甜混着雨气的凉，忽然想起周教授临终前攥着我手腕的力道——他掌心的老茧蹭过我虎口，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去上海，看那三座楼的气脉……别让九菊派的阴招，断了长江的根。”当时我没懂，直到此刻看着笔记本里夹的老照片，才忽然心头一震：照片里环球金融中心的设计图上，圆形镂空旁画着个小小的太阳标记，和当年日军军帽上的图案，竟有几分相似。
高铁驶入上海虹桥站时，雨停了，朝霞正顺着黄浦江的水纹往上爬。苏瑶背着相机，镜头盖还没打开，就被远处刺破云层的三座高楼吸住了目光：“那就是金茂、环球金融中心和上海中心吧？看着就气场十足。”我从背包里掏出罗盘，指针在晨光里微微颤动，针尖死死盯着中间那栋带着倒梯形镂空的建筑，像是被什么无形的力量拽着。
“先说说那栋楼的来头。”我放慢脚步，指尖指向环球金融中心，“它的投资方是日本森大厦株式会社，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盯上了陆家嘴。那会儿上海刚提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森大厦借着‘中日经济合作’的由头，主动找上门来，说要建‘亚洲第一高楼’。”苏瑶停下脚步，我继续道，“最初的合作谈判很顺利，日方承诺投入巨资，还请来国际顶尖设计团队，可没人想到，他们藏着更大的心思——九菊派早就和森大厦暗中勾连，想借着这栋楼，布下断龙脉的杀局。”
我翻出手机里存的旧新闻截图，1993年的报纸上，森大厦总裁森稔站在陆家嘴工地上，笑容满面地说“要为上海造一座新地标”，可配图里，他身后的设计草图上，圆形镂空的轮廓若隐若现。“1995年设计图正式公布时，整个上海都炸了锅。”我指着截图里的抗议人群，“老百姓举着‘反对军刀楼’的牌子，风水圈的前辈们联名写信给相关部门，说这楼的‘双刀托日’造型，是对中国的挑衅。可日方一开始死不承认，说圆形镂空是为了‘引入自然光’，钢刃线条是‘现代建筑美学’，硬是拖着不肯改。”
苏瑶的眉头拧了起来：“那后来怎么还是改了？”“民间的压力只是一方面，更关键的是……”我压低声音，往四周看了看，确认没人注意我们，“据说当时有位德高望重的老风水师，带着罗盘和古籍找到高层，把‘钢刀煞’断龙脉的危害一条条摆出来，还推演了如果楼建成，上海未来十年的气运会如何衰败。高层重视起来，专门组织专家论证，最后给日方发了函，明确要求修改设计——这才把圆形改成了倒梯形，还悄悄调整了外立面的倾斜角度，削弱‘刀气’。”
“那民间有没有关于高层介入的传说？”苏瑶追问。我点点头，想起周教授跟我讲过的段子：“有说当时某位领导去视察陆家嘴，站在黄浦江边上，指着设计图里的圆形镂空问‘这像什么’，旁边的人不敢答，领导又说‘上海的天际线，不能有不该有的东西’，这话一出口，日方就知道没法再坚持了。还有更玄的说法，说高层请了青城山的道长来观气，道长说这楼要是按原设计建，三年内必有大灾，日方怕担责任，才主动松了口。”
我们往东方明珠的方向走，早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路边的早餐摊飘来油条的香气。“其实森大厦一开始的野心不止于此。”我接着说，“他们原本想把环球金融中心建成‘日资企业在华总部聚集地’，楼里百分之八十的入驻名额都留给日企，还想在顶层建个‘日本文化展示馆’，明着是文化交流，暗着是想把九菊派的风水理念渗透进来。后来也是因为民间反对，加上中方在合作协议里加了条款，才没让他们得逞——现在楼里一半以上都是中资企业，顶层也改成了观光厅，成了给上海赚人气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