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东升到任后的第一把火，并没有如一些人预料的那样急于召开全镇干部大会发表施政纲领，或是雷厉风行地调整人事。他的办公室安静了整整两天，只有偶尔进出送文件的党政办人员。直到第三天上午，他才让通讯员通知李腾和几位相关分管领导，开始他为期一周的密集调研。
调研的方式，果然与李腾初来时大相径庭。
李腾记得自己当初是带着一双腿和一颗心，直接扎进田间地头、农户家中，听的是最原生态的牢骚、抱怨和期盼，看的是最直观的困难和生机。而赵东升的调研，更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自上而下的信息采集与分析会。
他的第一站，并非某个具体村庄，而是镇政府的档案室和统计站。他花了整整一个上午，翻阅了近三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财政报表、农业统计数据、信访登记台账，甚至是一些尘封的项目规划书。他看得极细，不时用笔在笔记本上记录，偶尔会抬头询问陪同的李腾或相关站所负责人一两个关键数据背后的具体情况。他的问题往往直指核心，例如：“去年辣椒推广失败的损失，财政实际兜底了多少？”“电影院盘活协议里，镇里承诺的配套投入，资金来源具体如何落实？”
这种基于数据的、冷静的审视，让李腾感受到一种不同于宋知远那种带着庇护意味的关怀，也不同于谢再兴那种隐含机锋的打探。赵东升像是在用一把精密的手术刀，试图剥离柳林镇肌体上所有华丽的或粗糙的表皮，直探其真实的脉络与病灶。
下午，赵东升在小会议室召集了一次小范围的座谈会，参会者并非各村支书，而是几位在柳林镇工作多年、已经退休或退居二线的老干部，以及两位镇上颇有影响力的“能人”——其中一位，就是李腾之前略有耳闻但未曾深入接触的民营企业家钱宝贵。
钱宝贵约莫五十岁年纪，身材微胖，穿着一身质地不错的休闲装，笑容可掬，眼神活络。他在柳林镇经营着一家规模不小的农副产品收购公司，据说生意做得颇广，与县里乃至市里一些渠道都有联系，家底殷实，是镇上有名的“钱老板”。
座谈会的气氛起初有些拘谨。老干部们发言大多四平八稳，肯定成绩为主，谈及问题则语焉不详，或归咎于客观条件。赵东升耐心听着，不时点头，但并不轻易表态。
轮到钱宝贵发言时，他先是笑容满面地恭维了赵东升和李腾一番，称赞柳林镇迎来了“黄金搭档”，随后话锋一转，开始谈起了生意经。
“赵书记，李镇长，咱们柳林啊，说到底还是个农业镇。”钱宝贵侃侃而谈，“农业要增效，光靠种不行，关键在销路，在深加工。我那个公司，每年往外发不少粮食、蔬菜，但利润薄啊！为什么？咱们没有自己的品牌，没有定价权！人家大公司一来，压价压得厉害。”他看了一眼李腾，“李镇长之前搞的那个辣椒酱想法，我觉得方向是对的！就是规模太小，不成气候。要是镇里能支持，把规模搞上去，把品牌打出去，我钱宝贵第一个愿意投资入股！”
他又谈到镇里的一些闲置资产，比如那个废弃的砖瓦厂：“那块地位置是不如电影院，但面积大啊！平整出来，搞个小型加工园区，吸引一些上下游企业进来，形成集群效应，那才能长久。”
钱宝贵的发言，充满了商人的精明和务实，也描绘了一幅看似美好的产业蓝图。李腾听着，心里却暗自警惕。钱宝贵的话语间，隐隐有将镇里资源与其个人生意捆绑的意图，而且其提出的“支持”，具体意味着什么？是政策倾斜，还是资金注入，或是其他？
赵东升对钱宝贵的发言表现出浓厚兴趣，详细询问了关于品牌建设、加工技术、市场风险等问题，并让随行人员认真记录。他没有当场做出任何承诺，但那种重视的态度，让钱宝贵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
李腾在一旁沉默着，他注意到，赵东升在调研中，似乎更倾向于听取这些“有头有脸”人物的宏观看法和“可行”建议，对于基层那些琐碎而具体的困难，比如某个村灌溉渠具体哪一段坏了需要多少钱修，某户农民因为去年辣椒失败今年不敢再投入等等，他更多的是记录，而非立即回应。
接下来的几天，调研队伍走访了几个有代表性的村庄。在红旗村，支书赵宝财热情洋溢地汇报了村里的稳定局面和农业生产情况，对镇里的工作满口称赞，绝口不提任何问题。赵东升点头肯定，但李腾分明看到赵书记在参观村容村貌时，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一下——红旗村表面光鲜，但一些背街小巷的脏乱差并未根本解决。
在山南村，吴建军汇报了大棚蔬菜的进展和困难，提到想扩大规模但缺乏资金和技术支持，也提到了想学习更先进的种植模式。赵东升肯定了他们敢闯敢干的精神，但在听到吴建军想联合周边村搞合作社时，他打断了话头，问道：“建军同志，热情可嘉。但你想过没有，联合生产，管理成本会增加多少？产品质量如何统一？销售风险如何共担？这些都需要详细的可行性论证，不能盲目铺摊子。”
吴建军被问得一怔，脸涨得有些红。李腾见状，插话补充道：“赵书记，合作社的构想还比较初步，确实需要进一步论证。但山南村试点成功，证明了特色农业在柳林是走得通的，关键是如何规避风险，稳步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