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问，颇为微妙。赵国庆是谢再兴的秘书，他的发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谢再兴观点的补充或延伸。所有人的目光瞬间都集中到了这个年轻的副主任身上。
赵国庆显然早有准备，他合上笔记本，坐直身体，声音清晰：“各位领导，我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我认为，讨论乡镇企业问题，不能就农业谈农业，就工业谈工业，要有全局观和系统思维。”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报告中提到‘绿色发展’、‘技术嫁接’，方向是对的。但我们也要看到，当前全县经济发展的龙头和引擎，还是在工业园区，在招商引资的大项目上。这些大项目落地，需要土地，需要配套，需要集中有限的财政资源去培育。如果我们把过多的精力和资源，分散去拯救那些效益低下、污染严重的小散企业，会不会影响到我们抓大项目、培育新增长点的速度和力度？这就像十个指头按跳蚤，可能一个也按不住。我认为，是否可以更明确地确立‘主导’和‘从属’的关系？集中力量办好开发区，对于乡镇企业，则在守住环保和安全生产底线的前提下，允许其自然淘汰一批，转型升级一批？”
李腾心中一震。赵国庆的发言，角度刁钻，格局似乎更大。他将乡镇企业问题直接置于全县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提出了资源分配的优先序问题，本质上是在质疑宋知远主导的、对乡镇企业投入过多关注的做法是否“划算”。这番话，既呼应了谢再兴重视工业和大项目的思路，又比简单地强调“稳定”显得更有高度，同时暗暗契合了财政局关于资金压力的担忧。
会场再次陷入沉默。赵国庆的发言，像一块投入湖面的石头，激起了不同的涟漪。几位之前沉默的局长，脸上露出了思索的神色。
李腾感到手心有些冒汗。他意识到，这不仅仅是发展路径之争，更深层次是主导权和发展理念的碰撞。宋知远立足“三农”，更关注乡镇企业的就业吸纳和富民效应，以及其与农业的联动；而谢再兴和赵国庆，则更倾向于效率优先的工业化、园区化路径。
就在气氛微妙之际，一直沉默的戴元湖常务副县长清了清嗓子，开口了。他的声音不高，却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讨论得很热烈嘛，说明大家都关心发展。”他先打了个圆场，然后话锋一转，“再兴县长强调稳定，有道理。环保局老陈强调底线，也没错。国庆同志提出的资源集中问题，更是点到了关键。”
他目光扫过全场，最后落在宋知远身上：“知远县长这份报告，花了心思，问题找得准。我的意见是，乡镇企业这块，不能不管，也不能乱管。‘关停并转’可以提，但要极其慎重，必须有一套明确的、可操作的标准和程序，尤其是职工安置方案，要前置，要细化，确保不出乱子。至于发展基金……”他沉吟了一下，“县里财力确实紧张，全部由财政兜底不现实。我看，是否可以换个思路？财政出一部分作为引导资金，更多地鼓励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参与？具体方案，请知远县长牵头，计委、财政、乡镇局再深入研究，拿一个更稳妥、更可行的办法出来。”
戴元湖的总结，四平八稳，既没有否定宋知远的报告，也没有完全采纳谢再兴或赵国庆的观点，而是强调“稳妥”和“可行”，将皮球又踢回给宋知远，要求他拿出更具体的、更能平衡各方利益的方案。
宋知远的脸色依旧沉着，他环视一周，缓缓开口：“今天的会，很有意义。不同的观点，都听到了。戴县长的指示很明确，要稳妥，要可行。乡镇企业的问题，复杂且敏感，确实急不得，但也慢不得。环保的底线必须守住，职工的饭碗也要端稳。下一步，就按照戴县长的要求，由我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尽快研究制定具体的、分类型的操作细则和配套政策。散会。”
会议结束，众人陆续离开。李腾收拾着会议记录，心情复杂。这场交锋，没有明确的赢家，但各方力量的角力已清晰可见。他写的报告，成了引爆这场争论的导火索，而他也被无形地推到了这场博弈的边缘。
赵国庆走过来，拿起自己忘在桌上的钢笔，对李腾笑了笑，笑容里意味难明：“李秘书，报告写得不错，角度独特。”
李腾抬起头，平静地回应：“赵主任过奖，只是如实反映情况。你的发言，视野开阔，值得学习。”
两人目光短暂交汇，都看到了彼此眼中那一闪而过的审视与较劲。
看着赵国庆离开的背影，李腾知道，他与这位同为秘书、却代表着不同发展思路和领导阵营的“同道”，未来的碰撞，恐怕不会少。而他要学习的，不仅仅是如何撰写报告，如何协调事务，更是在这错综复杂的权力格局与理念冲突中，如何坚守自己的初心，又如何智慧地前行。这场“交锋”，才刚刚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