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西一家专为底层文人提供消遣的简陋乐坊，展昭找到一个曾为柳无涯弹过几次琵琶的老乐工。老乐工耳朵有些背了，但提起柳无涯，却记得清楚：
“柳相公啊，酒喝多了，就爱念叨什么‘文章憎命达’，说什么……真正的才学，敌不过阿谀奉承，清白之名，比不上攀附权贵。有一回，他醉得厉害，拉着我说，他知道一个秘密，关于……关于某位大人年轻时的一桩公案，说那案子里……有冤情，有顶替的功名……”老乐工浑浊的眼睛里透着恐惧，“官爷，这些话可不敢外传，要掉脑袋的！”
雨墨和展昭带回来的信息，碎片般汇聚到公孙策面前。书商的势利，出版的门槛，歌妓的隐讳，乐工的恐惧……所有这些，都隐隐指向那个高高在上的身影——文坛领袖韩圭。
公孙策重新审视那封几乎以假乱真的遗书，以及韩圭早年的一些书法真迹。他发现了更深的蹊跷：遗书笔迹模仿柳无涯，但其运笔的某种内在节奏，尤其是转折处的圆熟处理，竟与韩圭的书写习惯有暗合之处！这绝非巧合。韩圭极有可能亲自参与了遗书的伪造，或者至少，提供了某种“指导”。他不仅要柳无涯死，还要在文字上彻底玷污、终结柳无涯的“声音”，维护自己完美无瑕的“清誉”。
与此同时，危险悄然降临。汴京开始流传谣言，说包拯查办柳无涯案是假，实则想借机攀诬清流重臣，打击士林，以邀圣宠。几个与开封府略有来往的文人，开始避嫌。甚至有人上奏，弹劾包拯“罗织罪名，惊扰士绅”。
压力如山般压来。一日退朝，韩圭竟主动迎上包拯，他须发皆白，面容慈和，语调温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份量：
“包大人，近日听闻些风言风语，于大人清誉有损啊。老夫深知大人办案严谨，定是宵小之辈构陷。那柳生无涯，才华是有些，惜乎心术不正，落得如此下场，实乃自取。还望大人明察秋毫，勿使无辜者受牵连，亦勿令朝廷体面受损。”
这番话，看似劝慰，实为警告。将包拯进一步的调查，直接定义为“牵连无辜”、“损害朝廷体面”。
包拯回到府中，面色凝重。书房内，烛火摇曳。展昭拳头紧握，愤然道：“大人，这韩圭老儿，分明是做贼心虚！”
公孙策轻抚案卷，眼神清亮如雪：“大人，对方越是如此，越证明我们触及了要害。他用清誉作甲胄，用舆论为刀剑，那我们，便要在他的甲胄上，找出裂缝。”
他铺开一张纸，上面是他梳理出的几条线索：被退回的诗稿、乐工提及的“顶替功名”旧案、遗书笔迹的微妙相似、以及韩圭近年来大力提携的几位门生中，恰好有当年杨御史案的利益相关者。
“下一个突破口，”公孙策指尖点在其中一条上，“或许就在这些‘得意门生’之中。总有人，会在巨大的利益和恐惧面前，露出破绽。”
窗外的夜更深了，汴京城的万千灯火中，属于开封府的那一盏，顽强地亮着，对抗着试图淹没一切的墨色旋涡。真正的较量，刚刚开始。这一次，敌人没有狰狞的面目，只有道貌岸然的微笑和杀人不见血的笔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