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在集团大楼的电梯间或员工咖啡厅，会“偶然”遇见顾衍。
他通常被一群高管簇拥着，气场强大，目不斜视。
但擦肩而过的瞬间，他或许会极其短暂地瞥我一眼，目光深沉难辨，带着一种评估所有物的意味。
没有言语，但那短暂的交汇足以让我心跳失序，提醒着我“自由”的脆弱边界。
偶尔，我会申请加班，在深夜加班后走出大楼，会看到他那辆线条冷硬的黑色轿车静静停在街角阴影里。
车窗紧闭，看不清里面，但我知道他在。
那是一种无声的接送，也是无处不在的监视。
最令我感到讽刺的“支持”，是某天下午，在我为一个棘手的艺术家合同条款焦头烂额时，
顾衍的助理陈默亲自端着一杯集团顶层高管特供的手冲咖啡，面无表情地放在了我的工位上。
“顾总说，提神。”
陈默的声音平板无波。
咖啡香气醇厚，杯子上印着集团高管的专属徽记。
周围的同事瞬间投来各种复杂的目光——羡慕、嫉妒、探究、了然。
我握着那温热的杯壁，指尖冰凉。
这不是关怀，是标记，是提醒所有人（包括我自己），我是谁“罩着”的人。
自然，学弟陈默也明白了我的疏远。
我强忍着把它倒掉的冲动，小口啜饮，那香浓的液体尝在嘴里，却带着雪松冷杉的苦涩余韵。
在基金会工作的日子，像行走在一条狭窄的钢丝上。
一端是拼命抓住的、用工作构筑的“正常”幻象，另一端是顾衍无处不在的掌控阴影。
我努力工作，力求专业，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与同事的距离，享受着这短暂脱离他物理视线的每一分每一秒。
然而，顾衍的“支持”如同缠绕在钢丝上的藤蔓，既是我不会轻易坠落的保障，也是将我牢牢束缚、无法真正飞向自由的枷锁。
在这种“霸道支持”下，我确实在快速成长。
我学会了如何在复杂项目中协调多方利益(虽然关键阻力常被他清除)，
如何利用精准信息制定策略，如何在顾氏的规则体系下高效运作。
我的专业能力在实战中被锤炼得更加扎实，在基金会内部也渐渐赢得了基于能力的尊重(尽管这尊重总是混合着对背景的忌惮)。
我变得更加干练、沉稳，甚至能在某些专业领域与李总监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但这种成长，伴随着一种深刻的清醒认知:我像一棵被强行栽种在温室里的树，
生长得再快，枝干再壮，也离不开那撑起温室穹顶的、名为“顾衍”的钢铁框架。
我的根系，深深扎在他提供的土壤里，汲取着他给予的阳光(或阴影)。
离开这个温室，我是否能独立存活？
这个疑问，像一根细小的刺，隐藏在每一次成功的喜悦之下。
我贪婪地呼吸着办公室里的纸墨和咖啡香，那是属于“林晚”这个独立个体的、短暂而珍贵的气息。
窗外的阳光洒在桌面的文件上，我低下头，继续专注地修改着那份项目计划书，仿佛这方寸书桌，就是我在深渊边缘努力开垦出的一片小小绿洲。
更大的考验很快来临。
基金会年度重点项目——“城市棱镜”大型公共艺术装置巡回展，进入关键落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