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无法摆脱他的阴影，无法撼动他的掌控，那么至少，在这片他施舍的、名为“工作”的方寸之地里，
我要抓住一切机会，证明那被“梳理”过的成果里，终究还残存着属于“林晚”的骨血！
我要用更无可挑剔的执行力，更无可指摘的细节，来填补那道被他划开的鸿沟，哪怕只能填平微不足道的一寸！
于是，我像一个不知疲倦的陀螺，更加疯狂地投入到工作中：
为了协调“城市棱镜”大型公共艺术装置在A市核心地标的落地，我顶着毒辣的烈日，连续数天跑遍所有备选场地。
汗水浸透了衬衫，皮肤晒得发红刺痛，我毫不在意。
我拿着卷尺、测光仪、人流计数器，近乎苛刻地记录下每一个角落的光照角度变化、人流高峰低谷、潜在安全隐患，甚至蹲在地上观察蚂蚁爬过的路线是否会被装置影响。
每一个数据，每一个细节，都是我试图证明自己价值的微小砖石。
为了撰写一份关于“边缘艺术群体扶持计划”的结案报告，我摒弃了所有华而不实的辞藻。
在确保严格遵守顾衍灌输的“数据说话”、“逻辑冷酷”的原则下，我反复打磨每一个案例的呈现方式，
精心挑选最具冲击力又最客观的图片，将枯燥的数据转化为清晰直观的图表。
灯光下，我熬红的双眼紧盯着屏幕，力求每一个字、每一张图都精准有力，无懈可击。
身体的疲惫如同潮水般涌来，但这种纯粹肉体上的消耗，
远好过在顾衍身边那种精神被全方位碾压、意志被无情揉碎的窒息感。
忙碌，成了我暂时逃离恐惧的避风港；
而工作中哪怕一丝微小的、完全属于自己的成就感，都成了这无边深渊里，我能拼命抓住的唯一的光。
基金会的工作环境，在旁人看来或许是艺术殿堂的一角，充满理想与创造的气息。
同事们大多出身艺术相关专业，言谈间带着对美和思想的追求，氛围确实比主楼那冰冷森严的权力中心要宽松、鲜活许多。
有几位年轻的同事，对我这个“空降兵”充满了好奇。
午餐时间，他们会热情地邀请我一起下楼去新开的轻食店；
茶水间偶遇，也会笑着分享艺术圈最新的八卦趣闻，或是某个小众画展的信息。
我努力地回应着这份善意。
脸上挂着练习好的、温和而专业的微笑，适时地点头，偶尔附和几句。
然而，心底那根名为“顾衍”的弦，始终紧绷如满弓。
我像一个行走在雷区的士兵，小心翼翼地避开任何可能引爆的话题——关于我的来历，关于我的过去，尤其是关于那个名字——“顾总”。
任何触及到“个人生活”边缘的试探，都被我无声地挡了回去。
我的笑容下藏着疏离的冰墙，我的倾听远多于倾诉，仿佛一个谨慎的旁观者。
久而久之，敏感的同事们自然捕捉到了这份刻意维持的“边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