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神色一凛，凝神静听。
李邦华压低了声音：“着尔等统计署，会同格物院算学、地理两科，秘密绘制一套《大明资源潜力及百年发展预察图册》。不仅要摸清现有家底，更要基于现有数据，运用格物推演之法，对未来五十年、一百年，我大明在人口增长、粮食需求、矿产消耗、军工发展、乃至应对小冰河期气候变迁等方面，进行趋势推演与风险评估！”
“百年预察？”张文渊和算学博士都倒吸一口凉气。这已远超传统户部钱粮审计的范畴，近乎于“推演天机”了！
“不必惊慌。”李邦华眼中闪过一丝对那位深不可测的年轻皇帝的敬畏，“此非道家卜算，而是陛下所说的‘基于数据的科学规划’。譬如，据格物院观测，未来数十年，北地严寒干旱或更甚。那么，北方边镇军屯作物选择、水利兴修重点，便需提前规划。又譬如，随着海外白银大量流入，银价若持续下跌，对民生、税制有何影响？朝廷又当如何未雨绸缪？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陛下高瞻远瞩，实乃千古未有之明君！”
交代完毕，李邦华并未久留，又匆匆赶往文渊阁。那里，另一场关乎帝国人才根基的会议正在等待他。
文渊阁内，气氛同样热烈而严肃。首辅成基命、分管教育与科技的阁老徐光启、礼部尚书以及国子监祭酒等重臣齐聚一堂。桌案上摊开的，不再是地图报表，而是厚厚几大摞书稿——正是历时数年、由徐光启主持、汇聚了格物院精英与部分开明儒士心血编撰而成的《新学基础教本》终审稿。书稿分为《格物启蒙》、《几何原本（简明版）》、《泰西算学精要》、《坤舆志略》、《经世济民策》等数册。
“诸位，”徐光启虽年事已高，但精神矍铄，声音洪亮，“新学教本编纂已毕，今日请诸公前来，是为最后审定。此乃陛下革新科举、培育新才之基石，关乎国运，不可不慎！”
礼部尚书，一位较为开明的老臣，抚须沉吟道：“徐阁老，新学之重，老夫深知。然，科举取士，千年来皆以四书五经、朱子注疏为本。如今骤然加入如此多‘格物’、‘算学’、‘地理’内容，且占比几近四成，是否……过于激进？恐天下士子一时难以适应，滋生事端啊。”他瞥了一眼旁边坐着的、面色不太好看的几位翰林院清流代表。
一位翰林学士立即接口：“尚书大人所言极是！君子不器，圣贤之道，在于修齐治平，岂能沦为工匠之术？若科举专重奇技淫巧，岂非本末倒置，使天下读书人竞逐末利，而忘仁义根本？”
“荒谬！”徐光启闻言，怫然不悦，他拿起那本《经世济民策》，“请问，若不晓农工，不知天文地理，不明钱谷兵刑，如何修齐治平？空谈仁义道德，可能让地里多产一石粮食？可能让边关将士抵御虏寇火器？可能算出黄河汛期，提前疏导？圣人曰‘仁者爱人’，若连黎民百姓饥寒困苦的根源都摸不清，解决不了，空谈何益？ 陛下常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此乃实学，非奇技淫巧！”
首辅成基命轻轻敲了敲桌面，缓和气氛：“二位不必争执。陛下之意，并非废弃经义，乃是经义与实学并重。取士之道，当德才兼备，文武兼通，知行合一。如今国事艰难，外有强敌环伺，内有民生多艰，正需通晓实务、能办实事之才。若只知背诵章句，不通时务，于国何益？”
他翻开教本，指着一处：“譬如这《坤舆志略》，使我大明士子知天下之大，不再坐井观天，于开拓海疆、经营四方大有裨益。再如这《几何算学》，乃筑城、治水、理财、制器之基础。此乃与时俱进之举。至于天下士子，可令国子监及各省府州县学，逐步增设实学课程，给予十年缓冲之期。同时，对在实学上有突出造诣者，可设恩科或特荐之途，广纳贤才。”
李邦华此时步入阁内，恰好听到最后几句，接口道：“成首辅高见。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革新，急不得，也缓不得。可仿效帝国统计署之制，在各省设立‘学政统计分司’，不仅管科举，更要统计蒙童入学数目、实学师资、学堂建设等，确保新政能落到实处，而非一纸空文。”
最终，在经过一番激烈而务实的辩论后，新学教本的原则性框架得以确定。尽管保守势力的阻力依然存在，但在崇祯皇帝的强力支持和“经世致用”思潮逐渐成为主流的大势下，教育改革的巨轮，已然不可逆转地开始转动。
当夕阳的余晖再次洒满北京城的琉璃瓦时，帝国统计署内的算盘声渐渐稀疏，文渊阁内的争论也暂告段落。然而，一场旨在为庞大帝国构建精密“神经网络”和“人才摇篮”的宏大工程，却在这看似平常的夏日里，扎下了深根。它们与远方海域的舰船、边疆的烽燧、工坊的机械轰鸣声交织在一起，共同奏响了一曲更为深沉、也更为坚实的盛世基石乐章。帝国的獠牙，不仅需要锋锐，更需要一副能够支撑其持续撕咬、消化猎物的强健筋骨。而这副筋骨的锻造，正始于这中枢之地的精微筹算与远见卓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