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的獬豸雕像在阳光下闪烁着冷峻的金属光泽，其投下的阴影，仿佛不仅笼罩着衙门前的一方石板地，更悄然覆盖了整个帝国的权力版图。警察制度的建立，如同为帝国躯体嫁接了一条敏锐的神经；最高法院的设立，则是植入了一颗追求律法公正的强健心脏。然而，心脏的搏动，神经的传导，都需要一个更根本的框架来定义其节奏与边界——那就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
天启皇帝江辰登基之初，曾颁布过一部《钦定天启宪法》，其文简约，更多是宣誓皇权神圣、帝国一统，并初步勾勒了行政、司法等架构的雏形。在当时，这已是一次石破天惊的创举，为后续改革提供了法理上的“名分”。但历经警察改制、司法独立等一系列深刻变革后，这部开国宪法已显得过于粗疏，如同一件孩童的衣衫，再也无法束缚帝国这具日益强健、结构日趋复杂的成年躯体。
矛盾，在细微处积累，最终在“钱袋子”的问题上爆发。
依照旧例，帝国赋税征收、国库开支，名义上虽需皇帝批准，但具体运作由户部及地方官府把持，其中腾挪空间巨大，积弊丛生。如今，江辰欲推行全国义务教育、兴建跨省铁路网、扩建海军舰队，每一项都是吞金巨兽，需巨额财政支持。当他要求户部统筹规划，并接受新成立的审计部门（隶属于都察院，但试图独立运作）监督时，遭到了户部及相关既得利益集团的软抵抗。程序拖延，数据模糊，甚至暗中传出“与民争利”、“耗竭国库”的流言。
与此同时，由各地商会、新兴工厂主、部分开明士绅代表组成的“咨政院”（议会雏形），其影响力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而不断扩大。他们开始大胆地要求对财政预算拥有“知情权”与“评议权”，认为“既纳重税，当知用途”。这无疑触动了皇权最敏感的神经。
养心殿的御案上，一边是户部呈送的、语焉不详的明年预算草案，另一边是咨政院联名上书、措辞日渐强硬的《请明定财政权限疏》。江辰看着这两份文书，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桌面，眼神深邃。
他完全可以凭借无上皇权，强行通过预算，压下咨政院的声音。但这无异于饮鸩止渴。没有透明和监督，再好的政策也会在执行中变味，滋生腐败，最终失去民心。而若放任咨政院权力无限扩张，又恐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挑战皇权核心。
问题的根源，在于权限不清。皇帝的权力边界在哪里？咨政院究竟是个咨询机构，还是能分享部分权力的准议会？政府的行政权、最高法院的司法权、以及这新兴的“议政”权，彼此间如何制衡，又如何协作？
“是时候了。”江辰喃喃自语。他需要一部更精密、更现代的宪法，来为这个被他亲手改造的帝国，划定清晰的跑道，让各方力量在规则内奔跑，而不是在迷雾中碰撞、倾轧。
这一次，江辰没有急于在朝会上抛出议题。他首先在极小范围内，召见了首席大法官陆明远、咨政院议长（一位德高望重的致仕阁老）、新任警察总署署长以及几位心腹重臣，进行非正式磋商。他抛出的核心问题只有一个：如何既能保障帝国最高效率的前进动力，又能防止权力滥用，并给新兴阶层提供制度化的参与渠道？
磋商是激烈而艰难的。陆明远强调司法独立必须由宪法保障，咨政院议长则力争扩大咨政院的审议范围，军方代表担忧权力分散会影响战争效率。江辰耐心地听着，像一个高明的工匠，仔细分辨着每一块材料的特性。
在经过充分的幕后酝酿后，一场注定载入史册的御前会议，在气氛肃穆的乾清宫东暖阁召开。与会者除了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还有最高法院大法官、咨政院核心代表，规模空前。
江辰开门见山，宣布将启动《天启宪法》修订工程。他首先定下调子：“此次修宪，非为削弱皇权，乃是为巩固国本，明确权责，使朕与百官、与天下万民，皆知所行止，共赴盛世。”
然而，当修宪小组（由各方代表组成）拿出初步草案供讨论时，暖阁内瞬间如同投入滚油的冷水，炸开了锅。
草案中最核心的改动有三：
一、明确皇帝权限： 皇帝为帝国元首，军队最高统帅，拥有最终决策权、官员任免权、对外宣战媾和权。但涉及国家年度预算、重大税种调整、重要法律颁布，需事先征询咨政院意见，若咨政院多数反对，皇帝虽可强制推行，但需做出说明并记录在案（一种软性制约）。皇帝有权解散咨政院，但需在限定时间内重新选举。
二、扩大咨政院职能： 咨政院拥有对财政预算、重要法律的审议权（虽非最终否决权，但意见具有重要影响力），拥有对官员的质询权，并可接受民众请愿。
三、确立权力分立原则： 明确行政（内阁及各部）、司法（最高法院及各级法院）、议政（咨政院）三权相对独立，各司其职，相互制衡的基本原则写入宪法。
“陛下！此议万万不可！”一位守旧派老臣当即跪倒，涕泪交加，“咨政院何等机构，岂可干预预算、质询大臣？此乃牝鸡司晨，乱政之源！长此以往，君不君，臣不臣，国将不国啊！”
“陛下，三权分立之说，源自泰西，不合我朝国情！天子受命于天，统御万方，岂可与臣工分权制衡？”另一位大臣慷慨陈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