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大会后的第二天，一辆半旧的普桑便悄无声息地驶出了县委大院。没有警车开道，没有前呼后拥，只有县委办一个叫小陈的年轻干事随行。袁天的“密集调研月”开始了。
路线是随机的，时间也不固定。有时清晨出发，有时午后启程。
他不满足于坐在乡镇政府会议室里听汇报，而是直接扎进田间地头、工厂车间、街头巷尾。
在城关镇边缘的农机厂，锈迹斑斑的厂房里弥漫着机油和铁锈混合的气味。
巨大的冲床发出沉闷的撞击声，震得人脚底发麻。袁天拒绝了厂长递过来的安全帽，径直走向车间深处。
几个穿着沾满油污工装的老工人正围着一台崭新的数控机床发愁，那锃亮的金属外壳与周围陈旧的环境格格不入。
“书记，您瞧瞧，”一个头发花白、脸上沟壑纵横的老工人，用粗糙的手指敲着机床冰冷的防护罩，声音带着浓重的鼻音和抑制不住的激动。
“去年县里拨的技改款买的！说是最先进的。结果呢？买回来仨月，就趴窝了！请了市里的专家来看，人家说这型号早淘汰了，配件都找不着！花了几十万呐，就这么堆着生锈！我们老哥几个，心疼得睡不着觉！”
他浑浊的眼睛里泛起泪光，声音哽咽，“后来才听说，管采购的是张县长他亲侄子！这里头…这里头能没点猫腻？”
袁天蹲下身，仔细查看机床铭牌上的出厂日期，又伸手摸了摸冰冷的机身，指尖沾上一层薄灰。
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拍了拍老工人的肩膀，那手掌沉稳有力。
旁边的厂长脸色煞白，额角渗出细密的汗珠，嘴唇哆嗦着想解释什么，被袁天一个平静的眼神制止了。
在柳河乡一个因高速公路征地而整体搬迁的村庄旧址，断壁残垣间，几户因补偿争议尚未搬走的村民守着摇摇欲坠的老屋。
一个穿着褪色蓝布褂子的老太太，拉着袁天的手，枯瘦的手指像铁钳一样用力：“书记啊，你给评评理！我家那三间大瓦房，新盖没几年，凭啥就按土坯房的老标准补？
补偿款拿到手，连个茅厕都盖不起！我去找，村里推乡里，乡里推县里拆迁办，拆迁办那个姓刘的主任，鼻孔朝天，说政策就这样，爱上哪告上哪告去！后来……
后来有人悄悄告诉我，想多补点，得去找‘坤哥’的人疏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