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李卫国点点头，似乎对他的态度还算满意，但眼神里的审视并未完全褪去。他拿起桌上的电话：“小张，通知一下李书记那边，新来的袁天同志到了，我这边谈完了，请他过去一下。”
很快，袁天又被引到了隔壁的县委书记办公室。这里的氛围与县长办公室略有不同。空间更大一些，沙发是真皮的，虽然款式老旧。茶几上摆着一套功夫茶具，擦拭得锃亮。
墙上的装饰也更多，除了地图、锦旗，还有几幅装裱过的书法作品。县委书记李国涛看起来比李卫国年轻几岁，头发乌黑，梳得一丝不乱，穿着质地更好的深色西装，白衬衫的领口挺括。
他脸上带着一种更圆融、更善于调和的表情，笑容温和，眼神却同样深邃，仿佛能洞察人心深处的褶皱。
“袁天同志！欢迎欢迎！”李国涛热情地起身，绕过办公桌，主动伸出手，笑容满面，显得平易近人。他的手保养得更好些，握手也更显得热情洋溢。“哎呀，我们林城终于盼来了高材生！科技副县长，这个位置很重要啊！
县里未来的发展，特别是产业升级，就指望你们这些有知识、有眼界的年轻人来带动了！”他的话语充满了鼓励和期待，与李卫国的务实形成鲜明对比。
然而，当袁天谦逊地表示会努力学习时，李国涛话锋一转，笑容依旧，语气却多了几分语重心长：“袁天同志，有热情是好的。不过呢，基层工作啊，千头万绪，上面千条线，
特别是我们林城，情况比较特殊，稳定是第一位的。你刚来，很多事情还不熟悉，要多观察，多思考，多向经验丰富的同志请教。步子要稳，要扎实。高科技是好东西，但也要看我们这里的水土服不服。
不能急，欲速则不达嘛！”他拍了拍袁天的肩膀，动作亲切，话语却像一层柔软的丝网，悄然罩下。那“稳定”、“水土服不服”、“欲速则不达”的字眼，清晰地传递出对新事物、新思路的谨慎甚至潜在的排斥。他口中的“高科技”，更像是一个需要小心轻放、避免打破现有平衡的易碎品。
“李书记的教诲我记住了，我一定会谨慎行事，多学习多请教。”袁天再次表态，心头却像压上了一块无形的石头。两位主官，一个直言务实透着怀疑，一个温和圆融却暗藏规训，共同指向的都是他身份的“特殊性”与基层现实的“复杂性”之间的鸿沟。
组织部干部把袁天带到了他的办公室。位于办公楼三层最西边的一个单间。推开门，一股陈年的灰尘和淡淡的霉味混合着劣质消毒水的气味扑面而来。
房间不大，靠窗一张旧式的深黄色木制办公桌，桌面油漆磨损严重，露出木头的本色，上面还留着几道深深的划痕和几个烫伤的烟疤。一把椅垫塌陷的旧藤椅。靠墙一个同样旧的文件柜，柜门有些歪斜。
墙角堆着几个看起来废弃的纸箱。唯一的窗户对着县政府大院的后墙和旁边一栋更破旧的居民楼，采光很差。窗玻璃上污渍斑斑，窗框的油漆早已剥落殆尽，木质腐朽发黑。窗台上积着厚厚的灰尘。
组织部干部递给他一把黄铜色的旧钥匙，钥匙柄上缠着一圈白色的胶布，上面用圆珠笔写着模糊的房号。“袁县长，条件简陋，您多担待。生活上有什么需要，可以找办公室张主任。”他称呼“袁县长”时，语气里听不出多少敬意，更像是一种程式化的称谓。说完，便转身离开了，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
门被轻轻带上，房间里只剩下袁天一个人。喧嚣和审视的目光暂时被隔绝在外。他走到窗边，试着推开那扇沉重的旧木窗，窗框发出刺耳的“嘎吱”声，震落下簌簌的灰尘。一股更浓烈的、混杂着煤烟、尘土和某种说不清的陈旧生活气息涌了进来。
窗外，是林城县城的缩影：低矮、外墙灰暗的居民楼，狭窄的街道上行人车辆稀疏，几辆三轮车慢悠悠地驶过。远处，几根工厂的大烟囱懒洋洋地吐着灰白色的烟。
整个景象笼罩在冬日午后的灰霾里，显得陈旧、缓慢、缺乏生气，与他熟悉的光鲜亮丽的大学校园、窗明几净的实验室，隔着无法丈量的距离。
袁天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那空气带着颗粒感，干冷而呛人，直冲肺腑。他扶着冰凉的窗框，目光投向这片陌生的、带着沉重质感的土地。
父亲袁泽在京城家中餐桌上那沉稳的话语，仿佛又在耳边响起：“最大的实验场和最难的问题，往往在象牙塔之外，在最基层的地方……路要自己走，摔倒了要自己爬起来。”
他关上了那扇吱呀作响的旧窗，将窗外灰蒙蒙的县城景象隔绝在外，也仿佛关上了过去的某个自己。房间里重归昏暗与寂静，只有灰尘在从窗缝透进来的微弱光柱里无声地浮沉。
他走到那张布满伤痕的旧办公桌前，将沉重的背包放在角落，手指拂过粗糙冰凉的桌面。
新征程的起点，没有鲜花，没有掌声，只有这间弥漫着尘埃与陈旧气息的斗室，以及窗外那片沉默而复杂的土地。
他拉开那把藤椅，椅脚与水泥地面摩擦，发出刺耳的声响。他坐了下来，背脊挺直，目光沉静地投向紧闭的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