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太学内部的改革同步推进。策问题目不再局限于经义，而是出现了“论均输平准与民生之关系”、“如何有效推广新式农具”、“边郡屯田利弊析”等紧扣时政的题目。算学、基础律法、甚至一些简单的工器原理，也成为了必修的“杂科”。
起初，一些世家子弟对此颇为抵触，认为这是“败坏学风”。但在蔡邕、卢植等大儒的亲自讲授和引导下，加上考试成绩直接与未来的仕途挂钩，风气开始慢慢转变。
明伦堂内的辩论并未消失，但内容已然不同。争吵谁是谁非、谁忠谁奸的声音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具体政策利弊的理性分析，对如何解决实际问题的深入探讨。
“李兄，你对此番策问‘论专利令之激励效用’有何高见？”
“王贤弟，你设计的这水渠改良图，似乎于此地地质不符，我观《禹贡》及近来将作监刊行的《水文概要》，或可如此调整…”
然而，思想的转变绝非一帆风顺。在太学僻静的竹林深处，或是一些世家子弟举办的私密文会上，依然存在着不同的声音。
袁绍凭借着家族影响力和自身名望，依然是太学生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他虽然表面上遵从叔父袁隗的指示，不再公开抨击新政，但在私下里，却常常对亲近之人感叹：“石经立则百家黜，策问行则经义轻。长此以往，圣贤之道不存，功名利禄之心日盛，岂是国家之福？”
他的追随者中，也不乏对新政和石经抱有敌意者。一个名叫孔融的年轻学子（虽历史上孔融此时年幼，此处艺术处理），以其机辩和孔子后裔的身份享有盛名，便曾在一场小聚中傲然道：“蔡伯喈一代大儒，竟也屈从帝意，妄改经义，为商贾工匠张目，实乃儒门之憾！” 此言虽未敢公开宣扬，却在一些小圈子里流传，代表着部分顽固守旧势力的心声。
另一方面，以寒门子弟诸葛亮、徐庶等人为代表的新生代，则对太学的转变抱有极大的热情。他们如饥似渴地研读石经，学习新政律法，探讨实务学问。诸葛亮更是常常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好友，于隆中研讨天下大势，分析新政得失，其眼界与见识，已远超一般只知空谈的太学生。
这一日，诸葛亮与徐庶正在讨论《盐铁专营细则》在荆益地区的适用性问题，忽见一名平日与袁绍走得颇近的学生匆匆走过，神色间带着一丝隐秘的兴奋。
徐庶低声道：“孔明，你看那人…听闻近日一些同窗，在私下传阅一些未曾署名的文章，内容多是对新政的隐晦批评，对石经注解的质疑…”
诸葛亮羽扇轻摇，目光沉静：“风起于青萍之末。石经虽立，然积弊非一日可除。有人明面顺从，暗中不满，亦是常情。只是…需警惕此风被有心人利用，再生事端。我等且静观其变，精进自身学问要紧。”
数月下来，太学的风气确实为之一变。以往那种动辄聚集、抨击朝政、互相标榜的“清议”热潮明显消退，学子们更多地将精力投入到了对石经的研读和对实务学问的探讨中。御史台明部的报告也显示，太学内公开的非议朝政之言显着减少。
刘宏翻阅着报告，脸上露出一丝欣慰。但他深知，这仅仅是开始。表面的平静下，是旧有思想观念与新意识形态的激烈碰撞和缓慢融合。袁隗虽然称病，但其影响力犹在，袁绍等人在太学中的活动就是一个信号。那些隐藏在暗处的反对声音，如同灰烬下的火星，一旦有合适的机会，很可能再次燃起。
更重要的是，引导思想非一日之功。即便有了石经和新的课程，要让这些未来的官员们真正理解和认同新政的核心价值，并将其内化为自身的行动准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他将报告放下，对侍立一旁的荀彧道：“文若，太学风气初转，成效可喜，然根基未固。需谨防反复。尤其是…那些隐藏在士人清高外表下的抵触情绪。”
荀彧深以为然：“陛下明鉴。石经立了规矩，课考指明了方向，但若要深入人心，尚需时日与更多的‘事实’来说话。待新政成效愈发彰显，边关愈发稳固，百姓愈发富足，届时，太学之风，方能彻底转向。”
刘宏走到殿外，望向太学的方向。他知道，争夺下一代思想阵地的战争，才刚刚取得第一场战役的胜利。而更艰巨的挑战，或许就隐藏在那些看似埋头苦读的学子之中，隐藏在那些流传于私下的匿名文章里，隐藏在像袁绍这样表面顺从、内心不甘的世家子弟的谋划中。
“那就让事实来说话吧。”刘宏轻声自语，眼神坚定，“朕会让这新汉的强盛，成为最好的经义注解。只是，那些不愿看见这强盛的人，他们会甘心等待吗？”
太学的平静之下，新的波澜，已在悄然酝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