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肃穿着干净的囚服（虽已平反，但程序上尚需时间释放），在两名侍卫的搀扶下，艰难地走入馆内。他脸色苍白，眼神中残留着恐惧与痛苦，但更多的是一种重获新生的茫然与悲愤。他不需要多说什么，仅仅是他站在那里，那满身的伤痕和憔悴的面容，就是最有力的控诉。
馆内瞬间安静下来，所有目光都聚焦在这个活生生的、从刑讯冤狱中捡回一条命的证据身上。那些主张严刑拷掠的官员，看着李肃，不少人都下意识地避开了目光。
刘宏走到李肃身边，扶住他颤抖的手臂，目光扫过全场，声音沉痛而有力：“诸公都看到了吗？这就是你们所说的‘必要手段’制造出来的结果！一个原本忠于职守的官员，差点就成了你们追求‘效率’的牺牲品！你们告诉朕，为了抓住一个可能的罪犯，就可以肆意摧毁一个无辜者的人生吗？这样的‘效率’，与暴政何异？！”
他扶着李肃坐下，转身面对众人，语气斩钉截铁：“证据难寻？那就去想办法！可以细化现场勘查的要求，规范验尸、验伤的标准，鼓励使用笔录、绘图固定证据！可以明确证人的权利与义务，加强对证人的保护！可以建立档案，对惯犯、特定作案手法的证据进行积累分析！办法总比困难多，关键在于想不想做，愿不愿意改变！”
他指着李肃：“至于破案率…朕宁愿十个案子暂时破不了，也绝不允许一个冤案发生！律法的尊严，不在于它抓到了多少人，而在于它的每一次判决，都经得起事实和良心的拷问！从今日起，‘证据为王，程序正义’必须成为我大汉司法的铁律！”
皇帝的态度如此坚决，并以李肃的惨状作为最直观的警示，使得保守派的反对声浪被强行压制了下去。
在刘宏的强力推动下，修律馆最终通过的《昭宁律·诉讼狱谳篇》中，关于证据和刑讯的条款极为醒目：
1. 确立证据中心原则：明确定罪量刑需以“证验明白”为前提，口供不得作为唯一证据。
2. 严格限制刑讯：规定只有在“赃证明白，而恃罪不招”等少数情况下，经主官批准，方可使用刑讯。并详细规定了刑讯的工具（如杖的规格）、部位、次数上限，以及刑讯时需有佐官、医者在场监督记录。
3. 规范证据种类与采集：明确将口供、物证、书证、证人证言、勘验笔录等列为法定证据，并规定了基本的采集、固定规范。
4. 建立强制复核制度：对于判处徒刑及以上刑罚的案件，案卷必须报送上级官府或指定机构进行复核，复核重点包括证据是否充分、刑讯是否合法、法律适用是否准确。
5. 确立非法证据排除原则雏形：明确规定“捶楚之下，所求无厌，证验不明，反复参差者，不得遽以为定案之据”，意指刑讯所得、矛盾不清的口供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6. 严惩违法刑讯：对滥用刑讯、造成冤狱者，实行反坐，即以其施加于他人的刑罚反过来惩罚自身。
这套前所未有的、带着明显“慎刑”与“程序”色彩的司法规则，被正式写入律法，即将推向全国。
然而，就在新律诉讼篇草案即将封存，准备呈送皇帝做最后御览的前夜，荀彧在核查条款时，收到了一份来自冀州魏郡的密报。密报并非关于刑讯，而是提及了一桩看似普通的田产纠纷案。案中，豪强凭借伪造的地契（书证）几乎胜诉，而贫苦的一方虽有人证，却因证人与之有亲，其证言效力备受质疑，且缺乏其他物证佐证。
荀彧盯着这份密报，眉头深锁。他意识到，即便严格限制了刑讯，确立了证据原则，但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甄别证据的真伪，尤其是面对豪强精心伪造的书证，以及如何平衡不同证据的证明力，仍是巨大的难题。李肃案是靠暗行才得以翻案，但天下案件千千万，不可能都依赖暗行。新的规则建立了，但执行规则的人，以及应对狡猾对手利用规则漏洞的能力，才是真正的考验。
“证据之辩，恐怕比刑讯之禁，更为漫长…”荀彧放下密报，望向窗外沉沉的夜色，喃喃自语。他知道，一场围绕证据真伪、证明力高下的，没有硝烟却更为复杂的战争，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