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摩斯探案集》所造成的冲击波，其强度、深度与辐射范围，远远超出了大秦联邦的国界，如同一次精准定位的文化奇袭。
在西方世界，尤其是在北陆联邦、金斯顿王国等以理性思辨与逻辑传统为傲的国度，这部作品的横空出世，所带来的心灵震撼与行业颠覆，甚至比在其发源地大秦联邦更为剧烈和深远。
起初，西方读者与评论界普遍抱持的是一种混杂着惊讶、好奇与根深蒂固怀疑的心态。
一个来自东方文明背景的作家，竟敢涉足并且挑战他们引以为豪、视作自家后花园的推理文学领域？
许多资深推理迷、书评人乃至学者，是带着一种近乎苛刻的挑剔眼光，甚至是一丝难以掩饰的文化优越感，翻开了这本名为《福尔摩斯探案集》的书籍。
他们准备好了寻找文化隔阂下的理解偏差，准备好了质疑其中可能存在的逻辑漏洞，准备好了扞卫西方推理的“纯粹性”。
然而，所有预设的防线，在读者们跟随着华生医生的视角，初次踏入贝克街221b那间略显凌乱的客厅。
目睹夏洛克·福尔摩斯通过一个陌生访客的手表、衣袖甚至泥点，便如同阅读一本摊开的传记般娓娓道出其人生细节时，开始剧烈动摇。
当劳瑞斯顿花园街的惨案发生，福尔摩斯亲临现场，施展那神乎其神的“演绎法”，将看似毫无关联的细微痕迹。
一枚戒指、几个脚印、墙上的血字编织成一张严密的逻辑之网，精准锁定凶手特征时。
那种最初的怀疑与轻蔑，如同阳光下的冰雪，迅速消融、土崩瓦解，转而化为一种近乎惊骇的难以置信。
最终，这种惊骇沉淀下来，发酵成了心悦诚服的惊叹与狂热的推崇。
他们意识到，这并非是一次笨拙的模仿，而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开宗立派式的文学革命。
西方主流评论界几乎是以一种罕见的一致性和迫不及待的热情，为这部来自东方的杰作献上了最高的赞誉桂冠。
相较于《血色晚宴》所获得的商业成功和大众读者的喜爱，他们对《福尔摩斯探案集》的评价，明显更多了一层对其开创性历史地位与哲学深度的顶礼膜拜。
权威的《泰晤士文学评论》罕见地以长篇社论形式评价道：
“言吾先生凭借《福尔摩斯探案集》所做的一切，并非仅仅是为世界推理文学宝库增添了一部情节巧妙的优秀作品。
不，他的成就要远大于此，他几乎是凭借一己之力，以一种近乎完美的姿态，创造并定义了现代侦探小说的‘原型’。
夏洛克·福尔摩斯，这位居住在烟雾缭绕、煤气灯闪烁的维多利亚时代伦敦贝克街221b的咨询侦探，以其冷峻如手术刀般的理性、超凡脱俗到令人战栗的观察力，以及其本身所蕴含的独特而复杂的个人魅力（包括他的小提琴、他的可卡因瓶、他的离群索居），彻底重塑并拔高了‘侦探’这一文学形象的天花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