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举动，表面是增兵，实则让赵昺窥见了这位老将更深厚的家底。
明面上是三千，实则加之这批调来的兵马足足有五千之众。
这不禁让赵昺推测，李庭芝在陇西巩昌路的老巢，其真实实力恐怕远比表面上展现的更为雄厚。
李庭芝倒也坦诚，私下里便向赵昺交了底：“不瞒官家，老臣在陇西巩昌路，明面上遵从元廷规制，但私下以屯田形式蓄养兵力，连辅兵算在内，约有两万之数。”
他语气带着一丝无奈与警惕，“大都那位对汉人世侯掌兵过多向来忌惮颇深，我等也只能以此方式，暗中积蓄力量。”
这一消息让赵昺心中凛然，不禁重新审视北方汉人世侯们可能隐藏的军事实力。
似乎看出赵昺的担忧，李庭芝进而谏言道：“官家也不必过于忧心。北地毕竟是忽必烈经营多年的大本营，其他汉人世侯虽也各有部曲，但受监控更严，私底下能藏匿的兵力恐怕有限，不似老臣这般，身处西南边陲，天高皇帝远，元廷力有不逮，方能有些许作为。”
听他如此分析，赵昺稍感安心，随即又追问起那个关键问题：“依李帅之见，盘踞巩昌的汪氏一脉，其力如何？只怕他们才是朕日后西出蜀地，所要面对的最大劲敌。”
提到与自己利益瓜葛极深、同处陇西的汪家。
李庭芝面色凝重地点了点头，沉声道：“官家所虑甚是。汪家根基深厚，族中能征善战者众，且与蒙古贵戚关系盘根错节，其实力……绝不容小觑。确是我军日后西进之主要障碍。”
随即，李庭芝神色郑重，向赵昺详细剖析起雄踞陇西、经略蜀地的汪氏一族。
“官家，若论平定蜀地，首功其实当归汪家。”
李庭芝开门见山，语气带着一丝复杂的意味，“自汪世显率军入蜀至今，已四十五载。其家族早年便在利州（今广元）修筑城池，广积粮草，为蒙古日后经略蜀地奠定了坚实基础。入蜀初战，汪世显亲为前锋，于阳平关与宋军血战，为蒙古铁骑突破蜀道天险，立下了赫赫头功。”
他细细数来，如数家珍：“此后，汪家军更是承担了诸多艰苦卓绝的攻城任务，成都、资州、普州等要地，皆是在其兵锋之下逐一陷落。其子汪德臣、汪良臣等人，亦是能征惯战之辈，家族成员为元廷平定蜀地，‘殁于王事者半’，可谓战功累累，牺牲惨重。”
言及此处，李庭芝话锋随即一转，点出了汪家当前的困境。
“正因如此，汪家军历经四十年征战，损耗极大，兵源补充困难，‘或死或逃，无丁不能起补，见在军少’。据老臣估算，如今其本族核心兵马，能维持在万余上下，已属不易。”
赵昺听到这里，不由得啧啧称奇，看向李庭芝的目光带着几分玩味：“照老将军这么说，您在陇西潜藏的实力，比这汪家还要雄厚几分？看来还是您技高一筹啊。”
李庭芝连忙拱手谦逊：“官家谬赞，老臣不敢当。”
然而，他脸上那抹难以完全掩饰的得色，却透露了内心的真实想法。
他略作沉吟，终究还是带着几分不甘说道：“昔年巩昌路都元帅一职，本就该是老臣的。只是碍于与汪家些许情分与当时形势，才让与了他们。如今看来，汪家不过是……将本该属于老臣的东西，暂且保管了数十年罢了。”
随即，他神色一正，点出了关键：“其实，大都的忽必烈，对汪家也同样忌惮。只因汪家在蜀地经营日久，根深蒂固，权重难制，一时动弹不得。如今秦蜀中书省左丞，便是由汪家如今的掌舵人汪惟正担任。”
他特意解释道：“若论辈分，汪惟正算是老臣的子侄辈。汪家内部，素来是‘有能者居之’，并非严格的父死子继，这汪惟正，便是汪良臣的侄子。”
赵昺对此深以为然。
这些汉人世侯身处蒙古贵族环伺之下，若不让有能力的子弟掌权，家族恐怕早已被吞并殆尽。
至于汪惟正本人，赵昺倒并未过于担忧。只要己方在兵力上不落下风，他便有周旋的底气。
他这一路与元军交锋，向来信奉“以众击寡”的务实之道，从不屑于在兵力相当的情况下与强悍的蒙古骑兵硬碰硬，那在他看来，无异于自取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