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倍赔偿是一笔巨大的开销；公开抗清等于彻底与清廷撕破脸，断了郑芝龙可能想留的后路；战船一艘不还，极大地削弱了郑家残存的水上力量；海运北界限制，更是将郑家的商业触角和影响力强行压缩回了南方。
“吴参政！”
施琅忍不住开口，声音带着压抑的怒气，他极力控制住情绪，尽量用平和的语气说道：
“此等条件，是否过于严苛？赔偿之事或可商榷，但战船乃我郑家立身之本，一艘不还，岂非绝人生路？至于公开抗清……此事关系重大，需我家主公慎重考量。”
吴迪面色不变，平静回应道：“施将军，此战之前，郑家可曾给我等留有余地？若非我水师将士用命，此刻在这谈判桌上低声下气的，恐怕便是我等了。
战船之事，无需再议，此乃我军底线。至于抗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何况郑家坐拥雄师，岂能坐视鞑虏肆虐？
若连此大义都不愿秉持，那我方不得不怀疑郑家合作的诚意，以及释放郑芝虎将军之后，是否会重蹈覆辙，甚至与建虏沆瀣一气。”
他话语中的强硬与对郑家可能投清的隐晦指责，让施琅心中一凛。
他意识到，沧州军对郑家的动向并非一无所知，而且态度极其坚决。
谈判陷入了僵局。施琅无法擅自答应如此苛刻的条件，尤其是涉及彻底与清廷对立和放弃所有被俘战船的核心条款。他只能表示需将条件带回，禀明郑芝龙定夺。
当施琅带着这份沉甸甸的、几乎等同于城下之盟的谈判条件离开登州时，他心中充满了无力感。
而几乎与此同时，郑芝龙也在分水关做出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抉择之一。
南北两股力量对郑家的拉扯，随着这两场几乎同时进行的会谈，达到了高潮。
一道深刻的裂痕，已然在郑家内部，以及郑家与沧州军之间，悄然划下。未来的东南局势，因此而充满了更大的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