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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0章 她说我们的恨是荆棘鸟(五)(1 / 2)

(二十三)

生活依旧艰难,但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悄然改变。

徐知微外出归来,有时会特意带一小包桂花糕,或者几颗难得的水果糖。东西不值钱,但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已是难得的奢侈。她什么也不说,只是随手放在桌上。

而我,在她疲惫不堪地倒在床上时,会默不作声地摇着轮椅,给她倒一杯温热的水。

我们依旧很少谈及过去,也很少触及内心最深处那些敏感脆弱的部分。但我们开始分享一些日常的、微不足道的瞬间。

比如,某个阳光难得的下午,我会摇着轮椅到窗边,看着外面雾气散去的山城景色。她有时会搬个凳子坐在我旁边,两人就那么静静地待着,谁也不说话。

比如,听到某个熟悉的、来自江南的戏曲片段从邻居家的收音机里隐约传来时,我们会不约而同地停下手中的动作,静静地听上一会儿,然后对视一眼,又各自移开目光。眼底,是心照不宣的,对故土和往昔的复杂怀念。

恨意并未消失,它像背景噪音一样存在着。但它不再是我们关系的全部。它被更多琐碎的、真实的、共同承担的日常稀释了,或者说,被一种更深沉、更复杂的东西覆盖了。

那种东西,我无法准确定义。它不是纯粹的爱,它掺杂了太多的痛苦、怨恨、无奈和生存的捆绑。但它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像藤蔓一样,将我们这两个伤痕累累的灵魂,更加紧密地缠绕在一起。

(二十四)

转机出现在一个看似平常的午后。

徐知微带回了一个消息。她通过过去的关系,联系上了一个在重庆文化界有些影响力的旧相识。对方正在筹办一份坚持抗战宣传的进步刊物,急需能写文章的人,尤其是了解时局、文笔犀利的。

“他问我,还知不知道林未的下落。”徐知微看着我,眼神复杂,“他说,很多人都记得你当年的文章。”

我愣住了。

林未。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已经有些陌生了。那个曾经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女先生,早已被瘫痪、仇恨和生存的艰辛磨掉了所有的棱角。

写文章?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这双因为常年支撑身体和摇轮椅而变得粗糙、甚至有些变形的手,又看了看自己毫无知觉的双腿,嘴角扯出一抹苦涩的笑。

“我这个样子,还能写什么?”

“你能写。”徐知微的语气异常肯定,“只要你愿意,你就能写。你的脑子没坏,你的笔也没丢。”

她走到我面前,蹲下身,目光平视着我。这还是她第一次,在我瘫痪后,用这样一种完全平等的、甚至带着鼓励的姿态与我对话。

“未未,”她叫了我的名字,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力量,“这个世界需要不同的声音。尤其是在这个时候。你被困在这里,但你的思想可以飞出去。”

我的心,因为她的话,和她眼中那份罕见的、纯粹的信任,而剧烈地跳动起来。

被需要的感觉,久违了。

那个曾经用笔做武器的林未,似乎在我心底某个沉睡的角落,轻轻动了一下。

“可是……写什么?怎么写?”我有些茫然。外面的世界早已天翻地覆,我脱离太久了。

“写你看到的,写你听到的,写你感受到的。”徐知微说,“写难民,写空袭,写挣扎,写希望。就用你最真实的白话去写,就像……就像你以前和我吵架时那样,一针见血。”

我瞪了她一眼,但她眼里带着笑意。

考虑了几日,在徐知微的鼓励(或者说“激将”)下,我终于重新拿起了笔。

第一次落笔,异常艰难。思绪纷乱,笔尖滞涩。写了撕,撕了写。

徐知微没有打扰我,只是在我烦躁地揉碎稿纸时,默默地将一杯热茶放在我的手边。

直到深夜,我才勉强写完了一篇千字短文,写的是我们从南京逃难出来,在长江船上看到的一个场景:一个失去所有亲人的小女孩,紧紧抱着一只破烂的布娃娃,眼神空洞地望着江面。

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激昂的呐喊,只有白描般的叙述,和结尾处一句沉重的叩问:“当一座城市沦陷,破碎的,又何止是砖瓦?”

徐知微是第一个读者。她看完后,沉默了良久,然后只说了一个字:“好。”

她把稿子小心地收好,第二天一早便送了出去。

几天后,文章在那本名为《烽火》的刊物上发表了,用了我的本名——林未。

(二十五)

文章的发表,像在我死水般的生活里投下了一块石头。

虽然稿费微薄,但那种久违的、被认可的感觉,以及能够重新发出自己声音的满足感,是任何物质都无法替代的。

我开始更积极地观察和思考,将我在重庆的所见所闻,将难民们的疾苦,将战时陪都的光怪陆离,将普通人在巨大灾难面前展现出的坚韧与卑微,一一付诸笔端。

我的文章,因为带着残疾者独特的视角和切身的痛苦,反而显得格外真实和深刻,渐渐在重庆的文化圈子里引起了一些关注。甚至有人开始打听我的住址,想来拜访。

徐知微帮我挡掉了大部分不必要的应酬,只筛选了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交流。她似乎很乐意做我的“经纪人”和“守护者”,替我处理外界的琐事,让我能安心写作。

我们的生活,因为这份小小的“事业”,似乎注入了一丝新的活力。经济上虽然依旧拮据,但至少多了一份稳定的稿费收入,精神上也找到了一个宣泄和寄托的出口。

我和徐知微的关系,在这种新的模式下,似乎也进入了一个相对平和的阶段。我们像一对默契的搭档,她负责现实的征战,我负责精神的发声。

偶尔,在夜深人静,写作间隙抬头活动脖颈时,我会看到她在灯下,就着微弱的光线,缝补我们磨破的衣物,或者核对一些简单的账目。她的侧脸在灯光下显得柔和而专注,完全看不出曾经那个在上海滩叱咤风云的女强人影子。

有时,她会察觉到我的目光,抬起头,对我微微一笑。

那笑容里,没有了从前的算计和伪装,只有一种历经磨难后的平静,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