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朝的风，吹到中叶时，早已没了开国的清刚之气，反倒裹挟着权术的阴诡与修道的虚妄，在紫禁城的红墙内盘旋不散。这一切的核心，一边是权倾朝野的严嵩父子，一边是沉迷仙术的世宗朱厚熜，两人一唱一和，将大明江山搅得乌烟瘴气。
严嵩初入仕途时，不过是国子监祭酒的闲职，虽满腹经纶，却无半分刚正之气，满脑子都是攀附钻营的心思。世宗登基后，沉迷修道，喜听阿谀之词，严嵩精准拿捏了这位帝王的脾性，每日揣摩圣意，遇事必曲意逢迎，就连世宗祭祀用的青词，他也亲笔撰写，辞藻华丽，句句贴合道家玄理。
这般刻意讨好，自然换来了步步高升的阶梯。嘉靖十八年，严嵩凭借着无孔不入的谄媚，一路爬到了礼部尚书兼太子太保的高位，跻身朝廷核心。可他并未满足，眼中盯着的，是内阁首辅的宝座。当时的首辅是夏言，此人刚正不阿，素有贤名，与严嵩的奸佞格格不入，两人早已势同水火。
机会终于在收复河套的战事中到来。三边总督曾铣力主收复河套，抵御蒙古入侵，夏言深以为然，全力支持。世宗起初也觉得此举利国利民，点头应允。可严嵩早已暗中盘算，他深知世宗性情多疑，又怕战事劳民伤财，便趁世宗犹豫之际，暗中进谗言：“陛下，曾铣擅自挑起边境战事，致使军民伤亡惨重，耗费库银无数，实乃伤军误国之举！夏言则擅权自用，一味支持曾铣，全然不顾国库空虚、百姓困苦，其心可诛啊！”
昏聩的世宗原本对战争的损耗心存忌惮，听了严嵩的挑拨，顿时变了脸色。他忘了当初的赞同，也不顾夏言的忠心，竟下令将曾铣、夏言二人先后斩首。刑场上，夏言临刑前高呼“奸臣当道，大明危矣”，声音震彻云霄，却终究没能唤醒沉迷私欲的帝王。
除去了心头大患，严嵩顺利升任武英殿大学士，权同宰相，一手遮天的时代就此开启。他掌权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排除异己，结党营私。内阁中的旧臣，要么被他罗织罪名罢官免职，要么被排挤到无关紧要的职位，朝堂之上，渐渐只剩下严嵩的亲信党羽。
凡是敢弹劾他的大臣，无一例外都落得了悲惨下场。御史杨继盛上疏列举严嵩十大罪状，字字泣血，却被严嵩反咬一口，打入诏狱，受尽酷刑后惨遭杀害；锦衣卫经历沈链因弹劾严嵩，被流放边疆，最终仍难逃严嵩毒手，满门抄斩。一时间，朝野上下人人自危，无人再敢直言进谏，只剩下一片阿谀奉承之声。
为了牢牢掌控朝政，严嵩将魔爪伸向了宫廷内外。宫中的太监本是皇帝的耳目，却被严嵩用重金收买，一个个变成了他的走狗，不仅为他传递宫中消息，更是暗中监视世宗的一举一动。东、西厂与锦衣卫这两大特务机构，也被严嵩通过联姻、贿赂等手段彻底掌控，成为他铲除异己的鹰犬，一时间，特务遍布天下，人人谈“严”色变。
更令人发指的是，严嵩广收义子，将朝廷要害部门尽数把持。掌管奏章收发的通政司，由他的义子赵文华一手掌控，朝臣的所有奏章，必须先经严嵩审阅，合意的才会上呈世宗，不合意的便直接扣押销毁；负责弹劾进言的科道官、监察御史，也清一色都是严嵩的党羽，他们不仅不监察百官，反而帮着严嵩打压异己，罗织罪名。
严嵩虽奸猾，却有个致命的弱点，他看不懂世宗那些晦涩难懂的手诏。世宗沉迷修道，手诏常常写得玄之又玄，如同“天书”。好在他的儿子严世藩，天生机灵狡诈，极具揣摩人心的本事，竟能精准解读这些“天书”。于是，严世藩便代父拟定诏旨，也就是当时所称的“票拟”，每次都能切中世宗的心意，这让严嵩愈发得宠。
父子二人狼狈为奸，分工明确。严世藩常在西苑侍奉世宗设斋打醮，撰写青词，极尽谄媚之能事；严嵩则在宫中或家中发号施令，操纵朝政，将大明的宫廷变成了严家的天下。当时朝野上下，都私下称严嵩为“大丞相”，严世藩为“小丞相”，其权势之盛，可见一斑。
权柄在握，严嵩父子便开始肆意敛财纳贿，公开卖官鬻爵。官职被明码标价，知府一万两白银，御史五千两，就连县衙的小吏，也需数百两方能谋得。各地官员为了晋升，纷纷争相贿赂，每年都有大批金银珠宝、奇珍异宝，通过水陆两路，源源不断地运往严嵩在江西的老家。
到了嘉靖四十四年严嵩垮台时，朝廷查抄其家产，结果令人瞠目结舌：黄金三万余两，白银三百余万两，珍珠、翡翠、玛瑙等珍宝古玩不计其数，家中更是珠玉满室，黄金铺地，其财富之巨，堪比国库。
严嵩的党羽爪牙，也一个个效仿他的所作所为，贪污受贿，恃势为恶。由严嵩举荐的总理盐政鄢懋卿，更是嚣张跋扈到了极点。他出巡时，乘坐的是由百人抬着的大轿，轿内布置奢华，堪比宫殿；途中作威作福，欺压官吏百姓，所到之处民不聊生。他每日设宴摆酒，耗费千金，所辖的四个盐运司，每年都要向他进贡贿赂白银两百万余两。盐商富户、地方官吏，无不被他敲诈勒索，稍有违抗，便会被罗织罪名，捕拿下狱，甚至惨遭虐杀。鄢懋卿家中财富堆积如山，就连日常用度都极尽奢靡，其挥霍程度令人发指。
严嵩的义子赵文华被罢官还乡时，运送财宝的车船排成了长长的队伍，绵延数十里，由严嵩派来的兵士沿途护送。沿途百姓见了，无不惊叹唾骂，当时朝中甚至有人说，若将严嵩及其党羽的家财全部查抄，足以充实国库、安抚边疆，再也无需向百姓增加赋税。
就在严嵩父子在朝堂上兴风作浪之时，世宗朱厚熜自壬寅宫变后，对后宫愈发忌惮，更是一心扑在修道求仙上，妄想求得长生不老，从此久不视朝，群臣想见他一面都难如登天。而此时，另一个方士陶仲文，取代了早已病死的邵元节，成为了世宗最宠信的人。
陶仲文是南冈人，年轻时曾做过黄冈县吏，生性喜好神仙方术，曾在罗田万玉山中修炼符箓之术，靠着一些装神弄鬼的伎俩，在当地小有名气。邵元节得宠时，两人颇有往来，后来邵元节将他引荐入宫。当时邵元节已然年迈，精力不济，宫中的斋醮之事，渐渐便由陶仲文代理。
陶仲文的骗术比邵元节更为高明，他作法念咒、驱邪禳灾，说得神乎其神，把世宗哄得团团转，很快便得到了宠信，被封为“神霄保国宣教高士”。邵元节病死前，特意嘱咐世宗，让陶仲文主持宫中醮事，世宗一一应允，随后又加封陶仲文为“忠孝秉一真人”，掌管天下道教之事，不久后又加授少保、礼部尚书，晋封少傅，享受一品俸禄，其地位之尊崇，堪比朝中重臣。
自此，世宗对陶仲文言听计从。陶仲文向他进献“清净养心”的道诀，世宗竟真的想要让太子监国，自己专心修道，过一两年再亲政。大臣杨最见状，心急如焚，上疏劝谏，称太子年幼，朝政不可荒废，修道求仙本是虚妄之事。可世宗早已被陶仲文迷惑，见杨最竟敢反驳自己，当即下令将他打入诏狱，严刑拷打，最终杨最惨死狱中。
有了杨最的前车之鉴，凡是敢谏阻世宗不信方士、停罢斋醮的大臣，都被世宗视为眼中钉，纷纷被捕入狱，严刑拷打，非死即残。忠良遭难，佞臣得宠，朝中言路彻底断绝，再也无人敢对世宗的修道之举说半个“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