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朝我要手机，“林月，我的手机在床头柜上，帮我拿一下。”
我看着床头柜上那个黑色的手机，它静静地躺在那里，却像一枚即将引爆的炸弹。我的手指蜷缩起来，身体完全没有想要去拿它的意思。
如果他跟父母说他住院的事，是希望他们能回来看看他，给他一点家人的温暖和支撑，哪怕只是几句关心的话，那我觉得这个电话应该打，这个消息应该发。
可是，他不是。
他只是想把自己最不堪、最狼狈的一面，像展示一份耻辱的证明一样，“呈现”给他们看。这通电话里不会有思念，不会有脆弱下的依赖，只会有一种冰冷的、近乎自虐的宣告：“看，这就是你们的儿子，一个从里到外都在烂掉的人。”
这更像是一种赌气，一种对遥远父母、对不公命运、甚至是对他自己的残酷报复。他用这种方式，进一步坐实自己“麻烦”和“负担”的身份，仿佛在说：“你们都该看清楚，然后离我远点。”
如果结果是让他父母增添无谓的担忧和千里之外的无力感，如果结果是让他自己在赌气之后陷入更深的空虚和绝望，那我觉得，这个消息不发也罢，这个电话不打也罢。
“江予安，”我没有动，目光从手机移回到他脸上，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坚决，“我们……再等等，好吗？”
“还等什么？”他猛地转过头，直勾勾地看着我，像一头被困在绝境的受伤野兽，“林月，我已经这样了！你看清楚！我已经是个吃喝拉撒都要人伺候的废物了！”
他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种撕裂般的绝望，在安静的病房里显得格外刺耳。
“我得让他们知道！什么狗屁的‘我能照顾好自己’，什么‘生活自理’，通通都是假的！我做不到了！我现在连翻个身都要靠别人！我烂在这里了！你明不明白？！”
他几乎是咆哮着说出最后几个字，胸口剧烈地起伏，因为激动和缺氧，脸色泛起不正常的潮红。那压抑了太久的羞耻、愤怒和无助，在这一刻如同火山般猛烈地爆发出来。
我看着他那双被痛苦和自厌彻底吞噬的眼睛，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死死攥住，疼得几乎无法呼吸。我知道，任何的劝阻和道理，在此刻的他听来，都是隔靴搔痒。
我沉默着，与他对视了几秒。他的眼神里充满了偏执的、想要毁灭一切的决绝。
然后，我做了一个动作。
我没有再争辩，也没有再试图用言语安抚。我转过身，走到床头柜前，拿起了那部沉甸甸的手机。我没有立刻递给他，而是握在手里，感受着那金属外壳冰凉的触感。
我重新走回床边，将手机屏幕解锁，调出了通讯录，找到了标注着“爸爸”的号码。
我把它递到了他的面前，距离他的左手只有几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