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尖沙咀寸土寸金的闹市中，重庆大厦像一座“异类孤岛”：外墙斑驳老旧，却挤满了来自129个国家的人——非洲小商人扛着装满二手手机的行李箱匆匆而过，南亚店主用夹杂粤语的英语讨价还价，非法劳工在昏暗走廊里整理货物。这座看似混乱的建筑，被《时代》杂志誉为“亚洲最能反映全球化的地方”，却藏着与沃尔玛、星巴克等跨国公司截然不同的“低端全球化”逻辑。今天的社会学课，我们就以麦高登教授的《香港重庆大厦》为蓝本，通过这座大厦的人和事，拆解全球化的另一种可能，还会穿插心理学、易经与哲学视角，带大家看懂“混乱背后的秩序”。
课堂开场：教授引导与学生提问
（和蔼教授推了推眼镜，将重庆大厦的照片投在屏幕上，照片里肤色各异的人挤在狭小店铺前，背景是泛黄的墙壁）
和蔼教授：同学们，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提到“全球化”，你们最先想到什么？叶寒，你来说说。
叶寒（推了推笔记本）：教授，我会想到苹果的全球供应链，或者亚马逊的跨境电商，都是大公司主导的，有完善的规则和技术支持。
和蔼教授：很典型的“高端全球化”认知。但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提着行李箱的全球化”——就像照片里这些人，用最低的成本跨国做生意，甚至不用复杂的合同，靠“回头客信任”就能完成交易。秦易，你观察这张照片，有没有发现特别的地方？
秦易（指着照片角落）：教授，我注意到不同肤色的人在同一个摊位前聊天，而且旁边既有卖咖喱的小店，又有批发手机的商铺，感觉“混乱”里又有种“各得其所”的感觉。
和蔼教授：这个观察很关键！重庆大厦的核心矛盾，就是“表面混乱”与“内在秩序”的共生。接下来我们分三个部分展开：先拆大厦的“生存生态”，再分析它能在香港存在的原因，最后聊它对全球化的启示。中途大家随时可以提问，许黑、蒋尘你们平时爱琢磨社会现象，也多分享想法。
第一部分：重庆大厦的“生态金字塔”——从心理学与易经看“秩序自发生成”
（教授切换ppt，展示重庆大厦的分层结构：底层是餐馆、电话卡店，一楼是手机批发铺，三楼以上是廉价旅馆）
和蔼教授：先给大家画个“生态金字塔”——顶端是香港本地业主，中间是南亚裔店主，底层是小商人和非法劳工。有意思的是，这个金字塔没有“官方管理者”，却能运转几十年。周游，你学过社会心理学，能不能从“群体规范”的角度分析下？
周游（点头）：教授，这应该是“生存需求驱动的规范形成”。心理学里有个“最小群体范式”，说人会因共同目标形成临时群体——重庆大厦里所有人的核心目标都是“赚钱”，这个目标压过了种族、宗教差异。比如非洲商人不会因为店主是印度人就不进货，因为他们需要低价手机；店主也不会过分骗客，怕失去回头客，这是一种“互利型信任”。
和蔼教授：说得对！这种“赚钱优先”的共识，就像心理学里的“共同利益纽带”，把原本可能冲突的群体绑在了一起。再从易经的角度看，这叫“泰卦”——“天地交而万物通”，不同群体看似“相克”，却因需求互补实现了“相生”。比如非法劳工每月只赚3000港币，却能帮店主压低人力成本；店主给小商人低价货，小商人才能把货卖到非洲——这是一种“动态平衡”。
许黑（举手）：教授，我有个疑问！书里说有的店主会把山寨手机改成名牌卖，还有的“看人下菜碟”，给不懂行的坦桑尼亚人报高价，这不是破坏信任吗？为什么还能维持交易？
和蔼教授：好问题！这就要说到“底线意识”。蒋尘，你读哲学时应该接触过“功利主义”，能不能联系下？
蒋尘：是边沁的“最大幸福原则”吗？店主的“骗”是“有限度的”——他们只赚“合理的黑心钱”，不会让买家血本无归。比如把山寨机当名牌卖，但至少能正常使用；报高价但不会高到让买家转头就走。这种“不突破生存底线”的算计，本质是“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平衡”，符合功利主义里“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店主赚钱，买家也能拿到能卖的货，交易才能持续。
和蔼教授：太精准了！重庆大厦的“秩序”，不是靠法律或道德，而是靠“每个人都不想砸了饭碗”的理性。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厦里偶尔会有种族冲突，比如印度店主和尼日利亚商人吵架，但往往5分钟就和好——因为再吵下去，当天的货就卖不出去了。这种“利益压倒冲突”的现象，心理学上叫“目标导向的冲突化解”，也是这座大厦能“乱而不倒”的核心。
第二部分：为什么是香港？——新自由主义与“包容性边缘”的哲学逻辑
（教授切换ppt，屏幕上出现香港签证政策对比表：左边是欧美国家对非洲人的签证要求，右边是香港“无签证可逗留14-90天”的政策）
和蔼教授：大家看这张表——为什么重庆大厦没出现在纽约、伦敦，偏偏在香港？吴劫，你之前做过香港经济政策的调研，先说说你的看法。
吴劫：教授，关键是香港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香港从殖民地时期就靠自由贸易起家，政府对经济干预极少，只要能带来活力，哪怕是“低端贸易”也会容忍。比如非法劳工，只要不影响香港市民就业，警察基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山寨手机交易，只要不闹到媒体曝光，也不会被严查——这是一种“底线式监管”。
和蔼教授：没错！香港的新自由主义，就像给重庆大厦开了一扇“包容性窗口”。从哲学角度看，这是“消极自由”的体现——以赛亚·伯林说“消极自由”是“免于干预的自由”，香港政府不干预小商人的交易，不限制他们的逗留时间，反而让“低端全球化”有了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