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消散之后，是宣泄式的批判和一种近乎狂欢的道德优越感。曾经对“山河哥”的敬畏或谄媚，迅速转变为划清界限的鄙夷和谴责。很少有人去探究这背后更复杂的时代因素和个人命运的悲剧性，人们更愿意接受一个简单明了的善恶故事：坏人伏法，大快人心。
在这片几乎一边倒的声浪中，不同的声音显得微弱而艰难。
苏丽坐在报社的办公室里，看着桌上那份她早已写好、却被主编压下的深度报道稿。稿子的角度与主流不同，它试图探讨在国企改制、社会剧烈转型的特定时期，像陈山河这样的底层青年，是如何在生存压力、制度缺失和扭曲的价值观引导下，一步步滑向犯罪的深渊。它没有为陈山河开脱，但试图理解其背后的逻辑，并反思社会应如何避免类似悲剧的再生。
然而，主编的话言犹在耳：“苏丽啊，我知道你有你的新闻理想。但现在这个风口浪尖，上面定了调子，民众的情绪也在这里。你这篇稿子发出去，不合时宜，容易被误解，甚至可能给你自己惹麻烦。先放一放吧。”
她理解主编的顾虑，也明白现实的复杂性。她看着窗外那些欢庆“胜利”的人群，心中却充满了无力感。将一个复杂的个体简单地钉在耻辱柱上，固然容易，但并不能真正根除滋生犯罪的土壤。真正的反思，往往需要冷静，而非狂热。
她最终没有选择强行发表，只是将那份稿子锁进了抽屉深处。但她的沉默，并非认同，而是一种在巨大舆论洪流下的、暂时的蛰伏与思考。
同样感到无力的，还有身在看守所外的赵红梅。她看着报纸上那些将陈山河妖魔化的报道，听着电视里那些义正辞严的批判，心如刀绞。他们口中的那个“恶魔”，与她认识的那个有血有肉、有温情也有挣扎的陈山河，判若两人。她想大声反驳，想告诉世人他并非天生邪恶，他也有他的无奈和痛苦，他曾经也渴望过平凡的生活……
但她知道，她的声音太小了，小到瞬间就会被淹没。而且，作为陈山河的女人，她的任何辩白，在外人看来，都不过是包庇和愚昧。她只能将所有的委屈和愤怒压在心底，默默地继续为陈山河奔走，聘请律师，准备材料，尽管她知道，这一切在汹涌的舆论面前，显得如此苍白。
而在看守所的高墙之内，与世隔绝的陈山河，虽然无法直接看到报纸和电视，但他能从管教偶尔透露的只言片语，从律师凝重的神色中，感受到外面正在发生的一切。他想象得到自己此刻在公众眼中的形象——一个十恶不赦、死有余辜的罪犯。
起初，他感到一种巨大的屈辱和愤怒，想要嘶吼，想要辩解。但渐渐地，这种情绪被一种更深的麻木和认命所取代。或许，这就是他这条路的必然结局。他选择了用暴力和规则之外的手段获取一切，也就必然要承受被规则彻底否定和唾弃的后果。
舆论的审判，先于法律的判决，已然降临。
它无形，却沉重如山。
它用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将“陈山河”这三个字，牢牢地钉在了北林的历史耻辱柱上，也深深地刻进了每一个与他命运相连之人的心里，成为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