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15日清晨，深圳的阳光透过云层，温柔地洒在大学文科楼的玻璃幕墙上，折射出细碎的光斑。林晚星站在楼前的梧桐树下，手里紧紧攥着毕业论文的装订本，封面上“农村女性教育困境与突围路径研究”几个烫金大字在阳光下格外醒目。她深吸一口气，试图平复胸腔里翻腾的紧张——今天是她的毕业论文答辩日，这场围绕着1997年那段电子厂岁月、承载着无数农村女孩故事的答辩，不仅是对她大学四年学业的总结，更是对那些藏在记忆深处的挣扎与坚守的一次郑重回望。
“晚星，别紧张！”江哲从身后走来，手里拿着一杯温热的豆浆和一个肉包，把早餐递到她手里，“李教授刚才还跟我夸你，说你准备得最充分，肯定没问题。”他看着林晚星微微发白的指尖，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你忘了？你连1997年的电子厂工作证、汇款单都找出来当佐证了，这些真实的细节，比任何空洞的理论都有力量。”
林晚星接过早餐，咬了一口肉包，熟悉的暖意顺着喉咙往下滑，心里的紧张稍稍缓解了些。她想起这两个月来的准备——从4月确定选题开始，她泡在图书馆里查阅了近百篇文献，把1990年代末农村女性教育相关的政策文件、学术论文逐一梳理；为了补充案例，她特意回了一趟粤北老家，采访了表姐林招娣、 forr 电子厂同事王丽，甚至和当年反对她读书的父亲坐下来聊了一下午；5月撰写初稿时，她常常对着电脑屏幕流泪，1997年流水线的轰鸣声、深夜宿舍台灯下的单词本、父亲摔碎录取通知书时的怒吼，那些曾经的疼痛与挣扎，都化作了论文里一个个带着温度的文字。
“走吧，答辩室快开门了。”江哲的声音把她拉回现实。两人并肩走进文科楼，走廊里已经有不少准备答辩的学生，有的在低头背诵答辩稿，有的在互相抽查知识点，空气中弥漫着既紧张又期待的气息。林晚星走到302答辩室门口，透过玻璃窗，看到里面坐着五位评委老师，其中坐在中间的正是她的导师李教授——一位研究农村教育多年的老学者，头发花白，眼神却格外锐利。
“下一位，林晚星。”上午9点整，答辩秘书的声音响起。林晚星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衬衫的衣领，抱着装订好的论文和PPT遥控器，一步步走进答辩室。“各位老师好，我是2019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林晚星，今天答辩的论文题目是《农村女性教育困境与突围路径研究——基于1997-2023年个体经历与案例访谈》。”她微微鞠躬，声音虽然有些发颤，但眼神却格外坚定。
按照答辩流程，林晚星首先进行20分钟的论文陈述。她点开PPT，屏幕上首先出现的不是复杂的理论框架，而是一张泛黄的老照片——1997年，她和表姐林招娣站在市电子厂门口，两人穿着蓝色的工装，手里拿着刚领到的第一个月工资，脸上带着青涩的笑容。“各位老师，这张照片拍摄于1997年8月，是我辍学进厂后的第三个月。”林晚星的声音带着一丝哽咽，“也是从那时起，我开始真切地体会到农村女性在教育选择上的困境——不是不想读书，而是在‘家庭生计’与‘个人梦想’之间，我们往往没有选择的权利。”
接下来，林晚星按照“文献综述—研究方法—案例分析—突围路径”的逻辑，有条不紊地展开陈述。在文献综述部分，她指出：“现有研究多聚焦于2000年后农村女性教育的政策支持，却忽略了1990年代末‘电子厂招工潮’对农村女性教育的冲击——当时村里流传着‘进厂一年盖瓦房，读书三年没指望’的说法，很多家庭把女孩进厂务工视为‘最优解’，这正是我论文要补充的研究空白。”
在研究方法部分，她特意强调了“个体叙事法”的运用：“我的论文不仅采用了文献研究法、案例访谈法，还融入了大量个人经历——包括1997年电子厂的工作日记、1998年成人高考的准考证、2001年重返校园的学籍档案等实物资料，这些一手材料能让研究更具真实性和时代感。”说着，她把提前准备好的工作日记和准考证复印件分发给评委老师，页面上密密麻麻的字迹、泛黄的纸页，都无声地诉说着那段岁月的艰难。
最让评委老师动容的，是案例分析部分。林晚星详细讲述了三个核心案例：第一个是她自己的经历——1997年辍学进厂，每天工作14小时，却在深夜偷偷背单词、写日记，1998年偷偷报名成人高考，2001年终于重返校园；第二个是表姐林招娣的故事——1992年成绩优异却被迫辍学，在电子厂干了13年，如今砸锅卖铁供女儿读私立学校；第三个是 forr 同事王丽的经历——1997年和她一起进厂，因怀孕放弃读书，现在每天督促女儿“一定要考去市里读高中”。“这三个案例，分别代表了1990年代末农村女性教育的三种命运：抗争者、妥协者、传承者。”林晚星说，“但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从未放弃对教育的渴望，这种渴望，正是突破困境的核心力量。”
在陈述“突围路径”时，林晚星结合自己的经历和访谈结果，提出了三个具体建议：一是建立“农村女性教育口述史”档案，收集1990年代末以来辍学女性的故事，用真实叙事打破“农村女孩只能进厂务工”的刻板印象；二是开展“代际帮扶”计划，组织像她一样从农村走出来的女性返乡支教、分享经历，让农村女孩看到“教育改变命运”的真实可能；三是加强农村家庭的“性别平等教育”，通过村委会、学校的宣传，让父母明白女孩接受教育的长远价值，而不是只看重短期的经济回报。“我自己就是‘代际帮扶’的受益者。”林晚星说，“1998年，一位曾经辍学后来考上大学的女工姐姐鼓励我参加成人高考，她的话让我重新燃起了读书的希望。现在，我也想成为这样的‘姐姐’，去帮助更多农村女孩。”
20分钟的陈述结束后，答辩进入提问环节。第一位提问的是文学院的张教授，他推了推眼镜，温和地问：“林晚星同学，你的论文中多次提到‘1997年电子厂招工潮’对农村女性教育的影响，能否具体谈谈当时的社会背景与家庭决策之间的关系？”
林晚星思考片刻，回答道：“张老师，1997年前后，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转型期，沿海城市的电子厂大量招工，而当时农村家庭普遍贫困，很多家庭连两个孩子的学费都凑不齐。在‘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下，家庭资源会优先倾斜给男孩，女孩则被视为‘家庭经济的贡献者’——我父亲当年就是这样想的，他觉得我进厂能挣钱帮弟弟盖房，比读书‘更有用’。这种‘经济压力+传统观念’的双重作用，让很多农村女孩被迫放弃教育，这就是当时家庭决策的核心逻辑。”她还补充了一个细节：“我当年进厂时，电子厂的招工简章上写着‘16岁以上即可报名’，这其实也变相降低了农村女孩辍学的门槛，让‘进厂务工’成为一种‘合法’的选择。”
第二位提问的是教育学院的王教授，她关注的是论文的现实意义：“你的论文聚焦于1990年代末的农村女性教育困境，那么对于当下的农村女性教育，你认为有哪些可借鉴的经验？”
“王老师，虽然现在农村女性的教育机会比1997年多了很多，但‘重男轻女’的观念依然存在，部分贫困家庭的女孩仍面临教育选择的困境。”林晚星回答道，“我的论文能提供的经验，主要有两点：一是个体的抗争精神——即使在困境中，也要坚持对教育的渴望，就像我当年在电子厂偷偷读书一样；二是社会的支持力量——需要更多人关注农村女性教育，建立帮扶机制，比如现在的‘春蕾计划’、乡村教师支教项目，这些都能为农村女孩提供实际帮助。我现在在深圳的中学当老师，也在组织学生给农村学校捐书，希望能尽自己的一份力。”
最后提问的是李教授，他看着林晚星，眼神里满是赞许：“晚星，你的论文里有很多个人经历的细节，比如1997年电子厂的工资是200元/月，你每月寄150元回家，自己留50元买书本；比如你1998年参加成人高考时，因为没上过高中，数学只考了38分，后来花了半年时间补数学。这些细节让你的论文很有感染力，但也有人可能会问：个人经历的代表性如何保证？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