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拿出听诊器听了听心肺，又问了闵忠厚几句发病前的情况。当听到“被儿子腰上缠的大毒蛇吓晕”、“当场失禁”、“又气又怕”这些描述时，刘大夫的脸色变得极其凝重。
他沉默地打开药箱，拿出纸笔，刷刷地写了个方子，又拿出几片白色的西药片（大概是退烧消炎的磺胺类），递给闵忠厚：“先按这个抓药煎服，这药片一天三次，一次两片。高烧惊厥不是小事，能退下来最好，要是明天还不退，或者烧得更厉害，抽搐起来…必须马上送县医院！耽搁不得！”
闵忠厚连连点头，千恩万谢地接过药方和药片，又哆哆嗦嗦地把昨天手里卖血换回来的那二十块钱和十几块塞给刘大夫当诊金药费。
刘大夫叹了口气，没多说什么，收了钱，背起药箱准备离开病房。走到门口，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停下脚步，压低声音对送出来的闵忠厚道：“老闵大哥…有些话，本不该我说…但…唉！”
他回头看了一眼屋里，声音压得更低：“你家那老二…我听说过一些事。那后山上的野物…还有那蛇…邪性得很！你们家…最好别再去招惹他了。那孩子…心硬了。这次是吓病，下次…唉，好自为之吧！”
说完，刘大夫摇摇头，背着药箱快步走了，仿佛这闵家院子是个不祥之地。
闵忠厚僵在门口，刘大夫的话像冰锥一样扎进他心里。“邪性”、“心硬了”、“下次”…每一个词都让他浑身发冷。他失魂落魄地回到病房里。
几人回到家后，看着闵政东手忙脚乱地去抓药、煎药，看着李艳梅依旧躲得远远的，看着炕上老伴痛苦挣扎的样子，再想想刘大夫的警告和二儿子那冰冷的眼神…
一种巨大的、彻底断绝的预感，如同冰冷的潮水，将他彻底淹没。
日子在煎熬中一天天过去。
王桂芬的高热在汤药和西药的双重作用下，终于在第三天傍晚艰难地退了下去。命是保住了，性格大变了，仿佛经历了一次生死一样，整个人性格大变和善了许多。
闵忠厚也像被霜打过的茄子，更加沉默寡言，整日佝偻着背，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眼神浑浊，仿佛失去了所有的精气神。闵政东和李艳梅则彻底成了惊弓之鸟，尤其是李艳梅，在家里大气不敢出，更别提使唤人了，连看到根草绳都能吓一跳。
那个破败的院子，彻底笼罩在一片死气沉沉的、压抑的恐惧之中。再也没人敢提“闵政南”这三个字，仿佛那是一个不可触碰的禁忌，一个会招来灾祸的诅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