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小贤眯着眼看了半天：“像‘打倒’？哎不对，这笔画看着有点眼熟……哦！我表哥说过，他们学校以前有个老校工，脾气特倔，有次学生在墙上画了骂他的话，他没生气，反而在旁边补了句‘欢迎提意见’，后来那面墙就成了‘意见墙’。”
胡一菲心里一动。她隐约记得小学时确实有个姓陈的校工爷爷，总是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每天天不亮就来烧锅炉，课间会推着铁皮车去各班收废纸。孩子们都怕他，因为他很少说话，脸上还有块月牙形的疤，传说是年轻时跟人打架留下的。
“你表哥有没有说，那校工爷爷后来怎么样了？”她追问。
“好像是退休了吧，”曾小贤挠挠头，“我表哥说他走那天，全校学生都去送了，有人看见他布褂子口袋里露出半截红领巾，说是捡了六年学生丢的红领巾，攒够了一百条，要带回家给孙子做个小被子。”
照片上的墙面、“打倒”的残迹、沉默的校工爷爷、攒红领巾的传说……这些碎片在胡一菲脑子里打转，像散落的拼图，总差一块拼不起来。她把照片放进相框，摆在书桌最显眼的位置，决定明天回趟母校看看。
第二天是周末，胡一菲特意早起，骑着自行车往三中附小去。老教学楼还在，只是被圈了起来，门口挂着“文物保护建筑”的牌子。她绕到楼后，果然在三楼东侧的墙面上看到了模糊的粉笔画，雨水冲刷后，“打倒”两个字已经淡得几乎看不见，旁边却有一行更浅的字迹，是用指甲刻的：“陈爷爷，谢谢您的烤红薯。”
胡一菲的心猛地一跳。她想起来了——三年级的冬天，她总在早自习时饿肚子，校工陈爷爷每天会悄悄把烤红薯放在她教室后门的窗台上，用旧报纸包着，烫得能焐热整只手。有次她鼓起勇气说“谢谢爷爷”，老人只是摆摆手，脸上的疤在晨光里闪了闪，像块温暖的月牙。
她还想起，有天课间，班里最调皮的男生在墙上画了“打倒陈老头”，被她撞见，两人吵了一架，最后她偷偷用粉笔在旁边画了个笑脸，把“打倒”改成了“打倒饿肚子”——原来照片上的残迹，是她当年的“杰作”。
胡一菲站在墙下，阳光穿过树叶落在墙上，那些模糊的笔画仿佛活了过来，她好像又看见陈爷爷推着铁皮车经过，车斗里装着废纸，还有给她留的烤红薯，热气透过报纸渗出来，在寒冬里烙下温暖的印子。
回到家，她翻出一个旧铁盒，里面是小学时的奖状和作业本。在最底下，她找到了一张泛黄的纸条，是陈爷爷用铅笔写的，字歪歪扭扭：“丫头，饿了就跟我说，锅炉房的火总照着呢。”
纸条边缘有个小小的红薯印记，是当年不小心蹭上的。胡一菲把纸条放进相框，和毕业照摆在一起。原来那些被忽略的线索，从来都不是无关紧要的背景——教学楼的涂鸦藏着童年的善意，沉默的校工爷爷藏着笨拙的温柔，就连曾小贤随口的调侃，都是帮她找回记忆的钥匙。
曾小贤晚上回来，看见书桌上的相框，凑过去看了看：“哟，这纸条挺珍贵啊，比你那‘齐耳短发’有故事多了。”
胡一菲没理他，只是轻轻摸着纸条上的红薯印，突然明白：那些被忽略的，往往不是不重要，而是我们忙着长大、忙着赶路，把它们落在了时光的缝隙里。直到某天，某个契机，某个随口的调侃，某个旧物的提醒，才发现它们一直都在，等着我们回头，捡起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温暖。
就像此刻，夕阳透过窗户落在相框上，照片里的教学楼、纸条上的字迹、红薯印的焦痕，都在光里轻轻呼吸，诉说着被忽略了太久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