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像块石头投进水里，周围的华工都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诉苦。有人说孩子到了上学的年纪，却进不了镇上的临时学堂，因为“先生只教欧洲话”；有人说去市集买布，掌柜的见是华工，就把最次的粗布拿出来，还卖得比别人贵；还有人提到矿场的旧账——前几年被克扣的工钱，至今没要回来，矿主的亲戚还在镇上开着杂货铺，见了华工就翻白眼。
包拯的小册子很快记满了，纸页边缘都被他攥得发皱。他站起身，往华工聚居区走去，王铁匠和赵二柱非要跟着，说“好多事得亲眼看看才信”。
西头的土坯房果然挤得厉害，李老四家的三间小屋被木板隔成四间，老人睡里屋，夫妻俩带着三个孩子睡外间，地上铺着干草，就算是床了。李老四的婆娘躺在床上咳嗽，声音像破风箱，孩子趴在床边，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桌上的野菜汤。
“这屋漏雨吗？”包拯指着墙角的霉斑，那里的墙皮已经脱落，露出里面的麦秸。
“漏！昨儿下大雨，盆盆罐罐都用来接水了。”李老四的婆娘咳着说，“夜里冷，孩子总冻醒，身上长了不少冻疮。”
隔壁赵二柱家稍好些，但也局促得很。他婆娘正给最小的娃喂奶，见生人来，慌忙用破布遮住胸口，脸涨得通红。“包大人别见怪，实在是没件体面衣裳。”她低声说，怀里的娃瘦得只剩皮包骨，哭声细若蚊蚋。
走到巷子尽头，包拯看见几个孩子蹲在泥地里，用树枝画着圆圈玩。最大的不过七岁，最小的才刚会走路，身上的衣服补丁摞着补丁，脚上连草鞋都没有。“咋不去学堂？”包拯问，其中一个孩子抬起头，眼睛里沾着泥：“先生说我们太脏，不让进。”
这话像针一样扎在包拯心上。他转身往粮仓走，刘管事正指挥着人给欧洲移民分粮食，白花花的小米装了满满一麻袋，皮特的儿子抱着个白面馒头，吃得正香。看见包拯，刘管事脸上堆起笑：“包大人来了？要不要看看新到的绿豆？”
包拯没理他，指着旁边的玉米堆：“华工的口粮，就是这个？”刘管事的笑容僵在脸上：“是……是按规定发的，他们……他们吃得糙惯了。”
“规定？”包拯的声音陡然转冷，从怀里掏出小册子，“哪条规定说华工的口粮要掺沙子？哪条规定说大人小孩要减半？又哪条规定说欧洲弟兄能多拿五文工钱？”
刘管事的脸瞬间惨白，腿一软就跪了下去：“大人饶命！是……是小的糊涂，听了地主老爷的话……”
“把今天发错的粮食，全部换回来。”包拯的声音不带一丝温度，“再把近三个月的账册拿来，我要一笔一笔查。若有克扣，休怪我按律处置！”
周围的华工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有人激动得哭了起来，赵二柱抹着眼泪说：“包大人，您真是青天大老爷啊！”
包拯没说话，只是望着西头的土坯房，那里的烟囱又升起了炊烟，比平时更旺些。他知道，这些诉求背后，藏着的是华工们对“公平”二字的渴望——他们不怕吃苦，怕的是流汗再多，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怕的是同为华夏镇的镇民，却要被分成三六九等。
夕阳西下时，包拯的小册子又添了几页，最后一行写着：“华工所求，非特殊优待，乃一视同仁。”他合上本子，往镇署走去，影子被拉得很长，像一条通往公平的路。而这条路，从今天起，他要和这些朴实的华工一起，一步一步踏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