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立冬，北京的阳光透过薄雾，给“建军科技”总部的玻璃幕墙镀上了一层金辉。林建军的书房里，电子壁炉模拟着跳动的火焰，映得老人脸上泛起暖意。他面前的全息屏幕上，《中国科技的下一个百年》的初稿正在缓缓滚动，每个字都由他颤抖的手指在虚拟键盘上敲出，带着岁月赋予的厚重。
“爷爷，这一段关于量子计算的预测，是不是太乐观了？”林晓阳坐在对面的沙发上，手里捧着打印出来的文稿，红色批注密密麻麻。四十岁的他鬓角已见风霜，却依旧保持着年轻时的习惯——每次重要决策前，总要先听听爷爷的意见，哪怕现在面对的是一篇即将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文章。
林建军指着屏幕上的句子：“‘2040年实现千位量子计算机商用，破解RSA加密算法成为历史’——这不是乐观，是基于‘九章三号’的进展推导的。”他调出国家量子实验室的最新数据，“去年你们团队实现的76个光子量子优势，已经把经典计算机需要8年的计算任务缩短到1毫秒，再给十五年，千位量子计算机绝非空想。”
老人的手指在“脑机接口”板块停顿。这里写着：“2050年前，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将实现‘意念打字’速度突破200字/分钟，脊髓损伤患者可通过神经解码技术重新站立。”这让他想起2020年疫情期间，在方舱医院看到的那些因瘫痪而绝望的病人。“晓阳，这个领域要多投入伦理研究，技术再先进，也不能变成少数人的特权。”
林晓阳点头，在文稿边缘记下“伦理审查机制”几个字。他知道爷爷的顾虑——1990年代，当国外提出“基因编辑增强”时，林建军就警告过“技术不能制造新的不平等”。现在，这份担忧延续到了脑机接口领域，而文中“全民可及的神经康复技术”的表述，正是对这种担忧的回应。
书房的门被轻轻推开，林思国抱着一摞期刊走进来，《自然·能源》《物理评论快报》堆得像座小山。“太爷爷，您要的核聚变最新论文我借来了。”十五岁的少年额角带着薄汗，显然是从学校图书馆一路跑回来的，“麻省理工的团队说他们的SPARC装置能在2025年实现‘能量增益’，您觉得靠谱吗？”
林建军接过期刊，翻到SPARC的参数表，突然笑了：“他们的磁场强度标的是20特斯拉，可目前最高记录是中国新奥集团的16.7特斯拉，还是在液氦温区。”他指着自己文章里的预测，“我说‘2035年实现商业化聚变发电’，是把材料寿命、电网适配这些‘硬骨头’都算进去的。搞技术的，不能只看实验室数据。”
少年似懂非懂地点头，目光落在文稿的“全球合作”章节。这里林建军写道：“可控核聚变的原料氘来自海水，氦-3来自月球，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占。人类要想跨越‘文明瓶颈’，必须建立技术共享的新秩序。”这段文字让思国想起太爷爷常说的“当年美国卡我们芯片，现在我们不能卡别人聚变技术”。
写作间隙，林建军让林晓阳调出“建军号”火星探测器的模拟发射视频。当虚拟的核聚变推进器喷出蓝色火焰时，老人的眼睛亮了起来：“你看这束光，像不像1951年轧钢厂的电弧？”他突然感慨，“那时我以为能磨出0.01毫米的量具就了不得了，哪敢想有一天，中国人的机器能往火星上跑。”
视频里，探测器穿越小行星带的画面让林晓阳想起2018年芯片禁令最严时，父亲在实验室墙上贴的标语：“关起门来搞不成科技，打开门才能领跑世界。”这句话后来成了“建军科技”全球研发网络的核心理念，也被林建军写进了文章的结尾：“中国科技的下一个百年，不是独自奔跑，而是带着更多国家一起冲刺。”
文章的最后一段，林建军写得格外缓慢。虚拟键盘上的光标闪烁了许久，才跳出一行字：“技术的终极意义，不是征服星辰大海，而是让每个角落的人都能体面地活着——就像四合院的煤棚虽小，也曾为奋斗者遮风挡雨。”写完这句话，他长长舒了口气，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
苏岚端着夜宵走进来，看到屏幕上的文字，眼眶微微发红：“这才是你一辈子想做的事，对吧？”她想起1984年丈夫把第一笔利润捐给希望小学时说的话，“技术再好，不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有什么用？”
林建军握住妻子的手，指尖的温度透过岁月传递过来。他想起老首长临终前的嘱托：“小林，别总想着当第一，要想着让国家的技术能护着老百姓。”现在，这句话变成了文章里的“科技向善”理念，变成了“建军科技”在非洲援建的光伏电站，变成了林晓阳团队正在推广的遗传病基因治疗技术。
定稿前，林建军让全家围坐在一起，听他朗读全文。林念军趴在太爷爷腿上，听不懂那些专业术语，却记住了“月亮”“星星”“大家一起变好”这些词；林思国在笔记本上抄下“量子计算+脑机接口=人类认知革命”，眼神里闪烁着向往；林卫国则注意到，父亲在提到“芯片禁令”时，没有丝毫怨怼，只写了“封锁让我们明白，自主创新不是选择题，是生存题”。
当《科学》杂志的编辑打来确认电话时，林建军正在给技术笔记的最后一页盖章。那是枚“科技报国”的篆字印章，1984年建厂时刻制，如今在纸上落下清晰的红痕。“就按这个发吧，”老人的声音平静而坚定，“告诉世界，中国科技人不仅能突破技术，更懂责任。”
杂志发表那天，林晓阳把文章的中文版贴在了“建军科技”的全球研发中心。在慕尼黑的氢能实验室，德国工程师对着“全球能源互联网”的示意图讨论合作方案；在里约的光伏基地，巴西技术员在“绿色转型”章节旁写下“我们的雨林也需要保护”；在合肥的核聚变实验室，林思国的兴趣小组把“2035年并网”这句话贴在了装置控制室的墙上。
林建军坐在轮椅上，看着全息投影里全球读者的留言，突然觉得，这篇文章与其说是“技术展望”，不如说是一封跨越时空的信——写给1951年那个在轧钢厂打磨量具的青年，写给2018年在芯片禁令下咬牙坚持的中年，更写给2125年那些或许已在火星生活的后人。
夕阳西下，金色的光流透过窗户，在书房的地板上织成一张网。林建军合上技术笔记，最后看了一眼屏幕上的文章标题。他知道，自己能做的都已做完，剩下的，就像文章里写的：“路还很长，但只要有人接着走，就一定能到。”
而那些接棒的人，此刻正围在他身边，讨论着明天的实验计划，规划着下一个十年的研发路线，眼里闪烁着和他年轻时一样的光。这或许就是最好的展望——不是预测未来，而是相信未来有人会创造更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