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的斯坦福大学，阳光透过棕榈树的缝隙，在半导体实验室的玻璃幕墙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林卫国穿着白大褂，正对着电子显微镜调试硅片，屏幕上的原子排列图像清晰得像地图上的街道。他的导师，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亚瑟·莱昂斯教授站在身后，手里拿着一份《自然》杂志，指着其中一篇论文笑道：“卫国，你的‘硅基外延生长缺陷控制算法’，比Ib的团队快了三个月。”
林卫国转过身，镜片后的眼睛亮得惊人：“教授，这要感谢您提供的分子束外延设备，还有……中国的工业实践经验。”他想起在轧钢厂车间，父亲教他看轧机精度误差时说的话：“技术没有国界，但技术人有祖国。”那时他还不懂，直到在斯坦福看到实验室里标着“adea”的廉价电子元件，才明白父亲那句话的分量。
作为国家公派的首批半导体专业留学生，林卫国在斯坦福的三年，像海绵吸水般吸收着前沿知识。莱昂斯教授对这个来自中国的学生格外赏识，不仅让他参与最核心的芯片设计项目，还带他走访硅谷的高科技公司。在英特尔总部，工程师们展示的386处理器原型，让他第一次直观感受到中国半导体产业与世界的差距——人家已经在研发32位芯片，国内还在攻关8位机的国产化。
【叮！】
脑海里突然响起的系统提示音，让林卫国握着探针的手顿了顿。这是父亲说过的“技术辅助系统”，只会在关键节点出现。此刻的声音带着芯片电流般的细微震颤：【检测到“核心技术突破契机”，符合“半导体自主化”主线。】
【奖励“芯片设计核心算法（简化版）”：包含动态逻辑电路优化、功耗控制模型，可直接用于国产16位微处理器研发，缩短研发周期40%。】
信息流涌入脑海，林卫国眼前瞬间清晰起来：算法将复杂的时序逻辑简化为模块化设计，用软件模拟替代部分硬件测试，正好解决国内设备不足的难题。他赶紧在实验记录本上写下公式，笔尖在纸上划过的速度，赶不上思路迸发的节奏。
莱昂斯教授看出了他的兴奋，递来一杯咖啡：“卫国，英特尔刚给我打电话，愿意为你提供年薪12万美元的职位，还能解决绿卡。”他看着这个弟子，“留在硅谷，你能站在世界最前沿。”
林卫国握着咖啡杯的手紧了紧。12万美元，在1987年的中国，是普通人几辈子都挣不到的数字。绿卡、先进设备、顶尖团队……这些诱惑像藤蔓一样缠绕过来。他走到窗边，望着远处苹果公司的总部大楼，那里的玻璃幕墙反射着阳光，耀眼得让人睁不开眼。
可他眼前闪过的，却是父亲车间里那台德国老磨床，是苏岚账本上“半导体研发预算”的红色批注，是临行前父亲塞给他的那本《轧钢机械精度控制》，扉页上写着“技术报国，不在他乡在故土”。
“教授，谢谢您的好意。”林卫国转过身，语气异常坚定，“我想回国。”
莱昂斯教授愣住了，随即叹了口气：“我就知道。你父亲上次来访问时，跟我说过同样的话。”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这是我整理的16位处理器测试数据，或许对你有用。记住，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这句话，你父亲也说过。”
1988年的初春，北京机场的广播还带着滋滋的杂音。林卫国推着行李车走出闸口，一眼就看见人群中的父亲。林建军穿着件新做的中山装，头发比三年前白了些，却站得笔直，手里举着个牌子，上面用毛笔写着“欢迎卫国回家”，字迹遒劲有力。
“爸！”林卫国跑过去，父子俩的拥抱带着跨越太平洋的力量。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林建军拍着儿子的背，眼眶有些发热。他刚从厂里赶来，工装口袋里还揣着建军精密仪器厂的最新报表——靠着高精度量具，厂子已经盈利，正准备扩建半导体检测车间，就等儿子回来掌舵。
苏岚也来了，手里提着个保温桶：“路上累了吧？我给你炖了排骨汤，还是按你小时候的口味做的。”她看着侄子（此处应为儿子，原文设定林卫国是林建军之子）晒黑的皮肤，眼里的心疼藏不住，“在那边没少吃苦吧？”
回家的路上，林卫国滔滔不绝地讲着硅谷的见闻，讲分子束外延设备的操作细节，讲芯片设计的最新趋势。林建军一边开车，一边听着，偶尔插一句：“咱们厂的精密加工车间能改造成净化间，就是缺台电子束蒸发机，你看能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