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的初冬，风卷着零星的雪沫子掠过轧钢厂的家属区。林建军家的窗台上，苏岚种的仙人掌顶着层薄冰，屋里却暖融融的——客厅的煤炉烧得正旺，水壶在上面“咕嘟”作响，映得墙上的“劳动最光荣”挂毯泛着红光。
门被轻轻敲响时，林建军正在给一台收音机换电容。这是邻居家的旧收音机，调台旋钮失灵了，他顺手帮忙修修。“来了。”他擦了擦手上的焊锡，起身开门。
门口站着的是傻柱，穿着件半旧的蓝色劳动布棉袄，袖口磨得发亮，手里紧紧攥着个玻璃瓶，里面装着浅褐色的液体。他比去年见着又胖了点，两鬓添了些白霜，脸上的棱角被岁月磨得柔和了，只是眼神里还带着点当年的直爽。
“林……林主任。”傻柱有些局促地搓着手，把玻璃瓶往前递了递，“我……我听说你在家，过来看看。”
林建军愣了一下，随即笑了：“是傻柱啊，快进来。外面冷，屋里暖和。”他侧身让开，看见瓶身上贴着张纸条，写着“纯粮酒”三个字，字迹歪歪扭扭，像是自己写的。
傻柱进了屋，拘谨地站在门口，眼睛飞快地扫了一圈。客厅不大，摆着个掉漆的木头柜，上面放着台半导体收音机，墙上挂着林卫国得的“三好学生”奖状，最显眼的是靠窗的书桌，上面摊着几本技术书，页脚都卷了边。
“坐吧。”林建军给他搬了把椅子，“苏岚在厨房做饭，马上就好。”
“不了不了，我就坐会儿。”傻柱挨着椅子边坐下，双手还是攥着酒瓶，“我……我下个月就退休了。”
“哦？挺快的。”林建军给她倒了杯热水，“退休了正好歇着，陪陪嫂子和孩子。”
提到家人，傻柱脸上露出点笑意：“嗯，我家丫头明年考高中，她妈让我退休后去学校门口接她放学。”他顿了顿，像是鼓足了勇气，把酒瓶往桌上一放，“林主任，这酒是我托人在郊区酒厂打的，不算啥好东西，你别嫌弃。”
林建军看着那瓶酒，没说话。
“以前……以前是我不懂事。”傻柱的声音低了下去，手指在膝盖上抠着棉袄的布纹，“在厂里跟着起哄，还……还帮着秦淮茹算计你家的东西。要不是你当年提醒我那句‘管好自己的家’，我可能还在糊涂坑里栽着，醒不过来。”
他说的是十年前的事了。那时傻柱被秦淮茹撺掇着，在批斗会上跟着喊口号，会后被林建军撞见，只得了那么一句冷冷的提醒。当时他还不服气，觉得林建军“冷血”，直到后来被下放锅炉房，看着秦淮茹对自己的困境不闻不问，才慢慢咂摸出那句提醒的分量。
林建军拿起酒瓶，拧开盖子闻了闻，一股醇厚的粮食酒香飘了出来。“酒不错。”他笑了笑，从柜里翻出两个搪瓷缸，倒了半缸酒，推给傻柱一杯，“过去的事，早忘了。来，尝尝你的酒。”
傻柱端起搪瓷缸，手有点抖，抿了一口，辣得直吸气，眼里却泛起了红。“我跟秦淮茹，早就不来往了。”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解释，“她儿子贾梗出来后还是老样子，偷鸡摸狗的，她自己在街道食堂帮工，日子过得不容易……但那都是她自找的，怨不得别人。”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林建军喝了口酒，酒液入喉，带着点温热的暖意，“院里的人，各有各的活法，也各有各的下场。”
“可不是嘛。”傻柱叹了口气，“许大茂听说在外地讨饭，中风了，没人管；易大爷走的时候，身边连个端水的人都没有；阎三大爷还在算计他那点拆迁款，盼着能多补点……”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聊着，从四合院的槐树聊到车间的机床，从当年的批斗会聊到现在的安稳日子。没有争吵，没有辩解，只有平静的叙述，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
苏岚端着一盘炸花生和一碟酱肘子出来，笑着说：“早就听说傻柱现在手艺好，有空给我们露一手？”
“嫂子说笑了，我那两下子，哪登得上台面。”傻柱搓着手，有些不好意思，“还是林主任有福气，孩子懂事，工作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