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腊月的寒风，像带着棱角的刀子，刮得四合院的墙皮簌簌掉渣。阎埠贵缩在自家东厢房的炕头，怀里揣着个油布包，里面是他视若性命的几本账册。窗外传来红袖章们砸东西的声响，夹杂着“破四旧”的口号，吓得他赶紧把窗户缝又糊了两层纸。
“爸，外面又在抄家了，前街的王掌柜被拉去批斗了！”二儿子阎解旷从外面跑进来，冻得嘴唇发紫，声音里带着哭腔，“他们说……说要查所有‘剥削阶级’的账，凡是家里有账本的都得交上去！”
阎埠贵的手猛地一抖，油布包差点掉在地上。他这辈子就好个算计，从1948年开始记家用账，小到买根针，大到给儿子娶媳妇，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连1959年借过傻柱半斤玉米面都标着“利息：三个白面馒头”。这些账本是他的命根子，可现在，却可能变成催命符。
“慌什么！”阎埠贵瞪了儿子一眼，把账册往炕洞深处塞了塞，上面盖了层厚厚的柴火，“咱们家是工人成分，我在轧钢厂档案室干了二十多年，清清白白，怕什么？”话虽如此，他的声音却发飘，额头上冒出一层冷汗。
【叮！】
林建军的系统提示音突然在维修组响起，他正在给一台老式冲床换弹簧，听到声音动作顿了顿：
【检测到“四合院危机”扩散，阎埠贵“政治风险指数”飙升至75%。触发“旁观者清”事件：其账本可能成为祸根，也可能成为自保工具。】
林建军挑了挑眉，继续手里的活。阎埠贵那几本账册他早有耳闻，据说连孩子们喝了几口水都记着，在平时是笑谈，在这节骨眼上，还真不好说会是什么结局。
阎埠贵在家里坐立不安，烟袋锅抽得吧嗒响，烟灰落了一炕。他翻来覆去地想，那些账册里虽然没有贪赃枉法的记录，可“斤斤计较”的样子，落在红卫兵眼里，保不齐就成了“小资产阶级尾巴”、“剥削思想的铁证”。
“爸，我听说林师傅把家里的外文书都交厂里保密室了。”大儿子阎解成凑过来，他在轧钢厂当学徒，消息灵通些，“要不……咱们也把账本交上去？主动点总比被搜出来强。”
阎埠贵猛地坐直身子，烟袋锅在炕沿上磕得邦邦响：“你懂个屁！这账本是咱家的‘清白证’，交上去被他们断章取义怎么办？”可他心里却打了个激灵——主动上交，说不定还是条活路。
他翻出最厚的那本总账，从1948年记到1966年，纸页都泛黄发脆了。他一页页地翻，看到“1953年8月15日，买韭菜2两，付1分钱，卖主：中院贾张氏”，又看到“1960年3月2日，帮傻柱修自行车，收粮票1两”，这些鸡毛蒜皮的记录，此刻却像千斤重。
突然，他眼睛一亮，指着其中一页对儿子们说：“你们看！1956年公私合营，咱家主动把祖传的算盘上交了，记着呢！1960年困难时期，我把厂里发的救济粮分了半斤给秦淮茹，也记着呢！”这些记录，不就是“拥护集体”、“乐于助人”的证据吗？
【叮！】
阎埠贵的脑海里，第一次响起了类似林建军听到过的提示音，虽然模糊不清，却带着一丝指引：
【检测到“关键自保道具”——账册，包含“正向行为记录”。建议：选择性上交，突出“清白”与“进步”，可降低风险。】
阎埠贵浑身一震，以为是自己太紧张出现了幻听，可那指引却清晰得很。他咬了咬牙，把总账和另外两本记录“支援集体”、“响应号召”的账册挑出来，用油布重新包好，剩下的几本记着“私房钱”、“邻里小摩擦”的，被他塞进了炕洞最深处，上面浇了层泥浆，又堆上柴火。
“解成，跟我走！”阎埠贵揣着账册，往身上套了件最旧的棉袄，“咱们去街道办事处，主动‘自查自纠’！”
街道办事处里乱糟糟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几个红袖章正围着一个老头训斥，因为他家里有个清代的瓷碗。阎埠贵深吸一口气，举着油布包挤过去，脸上堆着比哭还难看的笑：“同志！我是轧钢厂的阎埠贵，来交‘四旧’！”
红袖章们愣了愣，看着这个干瘦的老头和他怀里的布包。领头的那个三角眼，正是上次去维修组找林建军麻烦的人，他斜着眼问：“你交什么？金银财宝还是封建字画？”
“不是不是！”阎埠贵连忙打开油布包，露出泛黄的账册，“是我家的账册！我寻思着，这里面可能有小资产阶级思想，主动交上来接受批判改造！”他指着那页“上交算盘”的记录，“您看，我早就拥护集体了！”
三角眼狐疑地翻着账册，越翻越皱眉头。这账册记的全是柴米油盐，虽然透着股小家子气，却真没什么“大问题”，反而处处透着“精打细算”、“不占便宜”的劲儿。特别是看到“1966年6月10日，响应号召，把家里的旧戏服（其实是件补丁摞补丁的蓝布衫）上交街道”，他的脸色缓和了些。
“嗯，态度还算端正。”三角眼把账册往桌上一放，在本子上记了笔，“阎埠贵，轧钢厂工人，主动上交账册，有自查自纠意识，暂不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