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高翔点点头，目光却越过大营，投向迷茫的南方。队伍膨胀的速度远超他的预期，带来的不仅是实力的增长，更是几何级数增加的压力。近八百张嘴，每日消耗的粮食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之前伏击卢彪小队缴获的粮秣，早已消耗殆尽。后续虽又冒险“征粮”了几次，或软或硬地从附近荒废的村落、溃散的运粮队那里搞到一些，但依旧是入不敷出。抢？这个词让他心头沉重，但很多时候，为了活下去，与抢也无异了。
“先生，粮…还能支应几日？”他声音低沉，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
王秀楚从袖中取出一本简陋的册子，翻看了一下，眉头紧锁：“……若按每日两顿稀粥计，最多三日。而且，新投奔者中多有带伤者，药材早已用尽，昨夜…又没了两个兄弟，皆是伤口溃烂引发的高热…”他叹了口气，“刘叔那边，压力更大，流民营中病患更多。”
赵高翔默然。他想起清晨巡视时看到的景象：面黄肌瘦的孩童捧着空碗眼神呆滞，伤员棚里压抑的呻吟，还有那些默默缝补、眼神却已麻木的妇人…宁为太平犬，莫作乱世人。这沉甸甸的八个字，如今字字血泪，刻在他的眼前。
他不是神仙，救不了所有人。甚至，连眼前这近八百人，他都感到力不从心。当初果断让刘叔带着大部分老弱妇孺、寻地隐蔽，是多么正确而无奈的决定。否则，拖着他们，这支刚刚有点模样的队伍早就被拖垮了。只是不知他们如今在深山之中，是否安好？婉儿那丫头，是否还有粥吃？想到此处，他心中便是一阵揪紧。
（为了不拖累行军速度，老弱病残和伤病者，昨日赵高翔安排刘叔领着流民妇孺、儿童、老人先找地方安顿）
“刘叔那边…还是没有任何消息吗？”他问道，声音里带着自己都未察觉的牵挂。
“深山僻壤，通信不易。暂无消息，或许便是最好的消息。”王秀楚宽慰道，但他眉宇间的忧色同样浓重。乱世之中，何处有真正的安稳？
更大的焦虑来自于对前途的迷茫和历史的重压。赵高翔深知，此刻的南明，已是一艘正在疯狂漏水的破船，而他自己，正带着这刚刚拼凑的小筏子，试图在船沉没前的惊涛骇浪中寻找方向。
就在赵高翔于扬州血战突围、并在此地艰难收拢溃兵之际，整个南明弘光朝廷正以惊人的速度走向它的终局。而这一切的祸乱之源，早已埋下。
朝廷之上，内阁首辅马士英，借拥立之功把持朝政，排斥异己，大力起用阉党余孽阮大铖之流，卖官鬻爵，党同伐异，将朝堂搞得乌烟瘴气，致使江南人心尽失。而镇守武昌、拥兵数十万的宁南侯左良玉，早年虽曾屡挫张献忠，但此时已渐骄蹇，与马士英集团势同水火。
就在农历三月，左良玉竟以“清君侧、诛马士英”为名，尽起麾下大军（号称百万，实则可战之兵约二十万，余多为裹挟的流民），顺江东下，直逼南京！这场突如其来的“内战”，成了压垮弘光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
马士英惊惧之下，竟做出了堪称自毁长城的疯狂决定：不顾江北清军重兵压境的空前危局，强行抽调江北四镇主力西进去抵御左良玉！时任扬州督师的史可法连连上疏，泣血恳求“应先御北虏，后平内乱”，却被马士英悍然驳回，甚至说出了“我君臣宁死于清，不可死于左良玉手”的荒唐之言！
正是这一愚蠢至极的决策，导致江北千里防线瞬间空虚，为多铎大军长驱直入、合围扬州铺平了道路！史可法独木难支，最终壮烈殉国。
然而，历史充满了讽刺。左良玉大军行至九江，于四月初十（公历5月5日，扬州城破前十五日）突然暴病身亡（一说呕血而死）。其子左梦庚秘不发丧，接管大军，却毫无其父威望，更无抗清之志。就在赵高翔收拢溃兵、艰难求生之际的这五月初，左梦庚正率领那庞大的二十万军团，滞留九江，在清军阿济格部的威逼利诱下摇摆观望，军心涣散，距离其最终在五月十三日（公历6月6日）率众降清，仅剩几步之遥。
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因此陷入空前的混乱。左良玉部的溃散、马士英调兵的失措、清军的迅猛南下、弘光朝廷的仓皇逃亡，各种势力犬牙交错，政令军令完全失效，溃兵、难民、土匪、以及试图自保的地方豪强充斥四野。赵高翔能如此迅速地收拢近八百人，正是这末世乱象、权力真空的一个缩影。无数散兵游勇、失散官吏、绝望百姓，如同无头苍蝇，只要看到一点秩序和希望的火光，便会不由自主地靠拢过来。
赵高翔揉着发痛的额角。他知道左梦庚很快会投降，知道南京即将陷落，知道弘光帝会被俘…投奔黄得功？历史上这位铁汉最终也兵败自刎了。前途一片黑暗。
为什么？ 他内心无数次拷问。为什么这么多手握重兵的将领，如左梦庚、刘良佐、刘泽清，会如此轻易地望风而降？为什么都到了国破家亡的关头，南明的这些大人先生们还在为了什么狗屁“阉党”、“东林”的旧账，为了个人的权位斗得你死我活，直至同归于尽？
是缺乏民族气节吗？固然有之。但更深层的原因，是这个政权从根子上就烂了！它从未真正建立起一个有效的中央权威和统一的民族抵抗意志。军阀视军队为私产，文臣只顾党同伐异，皇帝昏庸，朝廷彻底失信于天下。当大厦将倾，这些人首先想到的不是扶危定倾，而是如何保全自己的权势和性命，甚至不惜用旧主的头颅和同胞的鲜血作为投靠新朝的进身之阶！
我，又能做些什么？ 赵高翔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他知道历史洪流的方向，却不知自己这叶意外拼凑起来的扁舟该如何航行。他这点力量，在动辄数万、十数万大军交锋的宏观战场上，微不足道。
唯有发展！ 一个声音在他心底呐喊。只有拥有足够的力量，才能在这乱世中掌握一点自己的命运，才能…或许…在某个历史的缝隙处，稍微撬动一下那沉重的轨迹，让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少流一点血。而发展，需要粮食，需要地盘，需要更严密的组织，需要…在各方势力的夹缝中，找到那条狭窄的生存之路。
他转身，看向身后初具规模的营盘，看向那些因为他的“旗号”而聚集起来的人们。目光渐渐变得坚定。
无论如何，路，总要一步步走下去。
赵高翔的目光扫过营盘中那些面黄肌瘦却仍带着一丝希望的士兵，他的思绪却飘向了更深沉的历史迷雾。他之所以能在这短短几日内聚拢近八百人，正是因为更高层面上的权力崩溃与秩序真空。而这其中，一个无法绕开的名字便是——左良玉。
左良玉，这个名字在崇祯末年至弘光初年的历史中，代表着强横的军事实力，也象征着无尽的混乱与争议。他起于行伍，在辽东对抗过崛起的清军，更在中原大地与张献忠、李自成等流寇大军反复鏖战，屡有胜绩，官至总兵、挂平贼将军印，成为明廷赖以维系江北局面的重要支柱。
然而，他亦是明末军阀化的典型代表。其部众虽多，却军纪败坏，所过之处“搜刮甚于流贼”，百姓畏之如虎。朝廷因财政枯竭、中枢失灵，无力制约，只能仰其鼻息，不断加官进爵以求其效命。这便埋下了“养寇自重”的祸根——唯有“寇”在，其“重”才存。某种程度上，左良玉与张献忠等人在湖广地区的长期拉锯，成为一种诡异的默契，消耗着帝国最后的气血。
崇祯皇帝调左良玉去京城护驾，这老几一直推脱。理由相当的拙劣。病了、掉马摔着了。其实就是保存实力，不想干活，td领工资不干活，有这样的员工做管理层。公司不垮掉才怪。
南明弘光政权建立于南京，本应团结一切力量共御外侮。然而，以马士英、阮大铖为首的权臣把持朝政，排挤史可法等正直之士，大肆清算报复所谓的“东林党”，朝堂之上乌烟瘴气，党争之酷烈更甚于国难。手握重兵的左良玉，自然与不得人心的马士英集团势同水火。
最终，这场内斗以最极端的方式爆发。左良玉以“清君侧”为名，倾巢东下，直指南京。马士英则做出了“宁亡于清，不亡于左”的疯狂回应，悍然抽调江北防线最精锐的部队西向堵截。结果是灾难性的：清军乘虚而入，史可法独守的扬州成为孤城，最终玉石俱焚。
一群王八蛋，公司业绩都那个逼样子了，还在内斗，销售和产品斗、和人事斗。前世听说过一个工厂。厂长开除了厂书记的职务。书记开除了厂长的d籍，都是瞎扯。
左良玉本人在进军途中病逝，其子左梦庚庸懦无能，很快便率领那支庞大的军队投降了清军。一场本可避免的内耗，最终耗尽了南明最有一丝元气，为清军的南下扫清了最大障碍。
左良玉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明末整个体制彻底失败的缩影。文臣与武将的极度不和，彼此视若仇寇，毫无信任可言；武将的军阀化，使得国家武力不再服务于中央，而是成为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朝廷的腐败与短视，则彻底失去了凝聚人心、统筹全局的能力。在这三方合力之下，纵有忠贞之士如史可法，亦难挽狂澜于既倒。
赵高翔深吸了一口清冷的空气，仿佛能闻到历史卷轴上那陈年的血与火的味道。左良玉、马士英、史可法…这些名字不再是书本上冰冷的符号，而是构成了他所处这个残酷时代的背景注脚。
他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将领会投降。因为从一开始，他们效忠的就不是这个国家或民族，而是能给予他们权位和粮饷的某个集团、某个人。当这个集团自身难保、无法再提供利益，甚至成为内部仇杀的对象时，改换门庭、投降强者，便成了最“合理”的选择。所谓的气节，在生存和利益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他也明白了，自己这区区八百人，为何能吸引来投奔者。因为在更大的权力架构崩解后，他意外地提供了一个微小但可见的秩序单元。在这个单元里，有明确的上下级（哪怕是他自封的千总），有听起来能吃饱饭的承诺（哪怕粮食紧张），有一个“抗清”的正当名义（哪怕前途未卜）。这对于混乱中失去方向的个体来说，已是黑暗中难得的光亮。
“文武不和，军阀林立，朝廷失能…”赵高翔在心中默念，一股沉重的压力感扑面而来。他知道，自己未来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强大的清军，更是这种深入骨髓的末世顽疾。他想改变什么，但此刻，他连自己这支队伍明天吃什么，都还没有着落。
他攥紧了拳头。历史的大潮他无力阻挡，但至少，他要先握住自己手中的这支桨，在这惊涛骇浪中，为自己和追随他的人，划出一线生机。
（第八章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