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府嫡脉：生于光绪末年的贵胄苗裔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的北京城，冬雪初霁，肃亲王府的红墙在白雪映衬下格外醒目。侧福晋颜扎氏的产房传来一声响亮的啼哭，打破了府邸的静谧——毓朗的第四子降生了。彼时毓朗刚从神机营卸任，正潜心参与新政筹备，得此幼子，欣喜不已，为他取名“毓麒”，取“麒麟祥瑞”之意，盼他能为风雨飘摇的家族带来吉兆。
毓麒的父亲毓朗，此时已跻身晚清政坛核心，母亲颜扎氏是毓朗的侧福晋，性情温婉，深得府中上下敬重。作为肃亲王永锡一脉的嫡传子孙，毓麒一出生便被记入宗室玉牒，身份尊贵。他上面有三位兄长：大哥恒耆（正福晋伊尔根觉罗氏所生）、二哥恒馞、三哥恒锟（均为颜扎氏所生），还有一位姐姐恒慧，是府中最受宠的明珠。
肃亲王府的童年，浸润在严苛的礼仪与精致的规矩中。清晨天未亮，毓麒便要跟着兄长们到祠堂请安，对着祖宗牌位行三跪九叩之礼；上午跟着翰林院编修研读经史，午后则在府内跑马场练习骑射，傍晚还要学满语、练书法。颜扎氏虽疼爱幼子，却从不纵容，常说：“你是天潢贵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宗室体面。”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六岁的毓麒第一次随父亲入宫。彼时光绪帝病重，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毓朗作为军机大臣陪侍左右。毓麒穿着簇新的蟒袍，跟着父亲跪在养心殿外，听着殿内模糊的谈话声，只觉得气氛凝重。后来他才知道，那是光绪帝驾崩前的最后几日——一个时代的落幕，在他懵懂的记忆里，留下了一道模糊的阴影。
宣统元年（1909年），毓朗兼任军谘大臣，府邸往来的官员愈发频繁。毓麒常躲在屏风后，看父亲与载沣、袁世凯等人议事，听他们谈论“新军”“立宪”“革命党”等陌生词汇。有次袁世凯摸着他的头笑道：“这孩子眼神亮，将来也是个有出息的。”毓麒却吓得躲到父亲身后——他不喜欢这个眼神锐利的胖子，总觉得他身上有种说不出的压迫感。
府中的书房是毓麒最爱去的地方。那里有大哥恒耆整理的洋务档案，有二哥恒馞从日本带回的军事书籍，还有三哥恒锟临摹的《清明上河图》。他最爱看的是父亲收藏的《海国图志》，虽然很多字认不全，却对着里面的船舰插图看得入迷，幻想有一天能驾着这样的船，去看看书里写的“英吉利”“法兰西”。
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王府，毓朗彻夜未归。府里的人都慌了神，下人们窃窃私语，说“南边反了”。毓麒看到母亲颜扎氏偷偷抹泪，姐姐恒慧把他搂在怀里，说：“别怕，有父亲在。”可他分明感觉到，姐姐的手在发抖。
不久后，清帝退位的消息传来。那天，王府里挂了半旗，父亲毓朗坐在书房，对着一幅《万里江山图》枯坐了一天。毓麒进去送茶时，看到父亲鬓角的头发一夜白了不少。这一年，他九岁，还不懂“亡国”二字的沉重，只知道府里的宴席少了，来往的官员稀了，连每月领到的俸禄，也从白花花的银子变成了轻飘飘的纸币。
二、鼎革之际：从“小王爷”到民国子民
民国元年（1912年），肃亲王府的新年过得格外冷清。按照旧例，大年初一要穿蟒袍去宫中拜年，如今却只能在家中祭祖。毓朗亲自书写了一副春联：“承先志勿坠家风，启后昆莫忘国恩”，贴在府门两侧，红纸上的墨字，在寒风中显得格外刺眼。
毓麒跟着兄长们给父亲拜年，毓朗看着四个孩子，沉声道：“从今天起，没有‘王爷’‘阿哥’了，你们都是民国的子民。但记住，骨子里的东西不能丢——守礼、知耻、爱国。”他给每个儿子一把折扇，扇面上题着不同的字，给毓麒的那把，写着“谨行”二字。
这一年，毓朗拒绝了袁世凯的清史馆馆长之职，却接受了宗人府的聘书，负责整理宗室档案。他说：“不是为了做官，是为了给祖宗留下点念想。”毓麒常跟着父亲去宗人府，看着父亲和老臣们在堆积如山的黄册中翻找，听他们用满语低声交谈，那些他从小听到大的语言，如今竟成了快要失传的“古董”。
民国三年（1914年），毓麒入读北京的求实中学。这是一所新式学堂，同学里有前清官员的子弟，也有商人、平民的孩子。第一次走进教室，他穿着长袍马褂，引来不少异样的目光。有同学喊他“小王爷”，他想起父亲的话，红着脸纠正：“我叫毓麒，和大家一样。”
他的功课中，最吃力的是英语和算术，最拿手的是国文和历史。历史老师讲到“辛亥革命”时，说“清廷腐朽，民智未开”，毓麒忍不住站起来反驳：“我父亲不是这样的！他编新军、办学堂，一直在做事！”老师愣了愣，笑着说：“毓麒同学，历史的复杂，需要我们慢慢体会。”
放学后，常有同学围着他问“王府里是不是有金山银山”“皇帝吃饭是不是要一百道菜”，毓麒总是摇头：“我家现在也吃窝头，父亲说，浪费粮食是罪过。”
这期间，二哥恒馞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在北洋军中任职。每次回家，都会给毓麒讲日本的军校生活，讲“军国主义”“民族精神”，毓麒听得热血沸腾，总缠着二哥教他打枪、练刺杀。毓朗知道后，并未斥责，只是说：“习武可以强身，但不能好斗。你二哥在军队，是为了保家卫国，不是为了争强好胜。”
民国六年（1917年），张勋复辟，北京城一夜之间又挂起了龙旗。肃亲王府里，毓朗的老幕僚们纷纷劝他“出山辅佐”，毓朗却闭门谢客，只对家人说：“闹剧罢了。”毓麒看着街上穿着清朝官服的人来来往往，觉得很滑稽，他问父亲：“我们还能回到过去吗？”毓朗指着院子里的海棠树：“花开花落，自有时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复辟失败后，社会对前清宗室的敌意渐浓。有人在学堂里骂毓麒是“亡国奴的儿子”，他气得和人打架，脸上挂了彩。回家后，颜扎氏心疼地给他上药，毓朗却让他站在祠堂罚跪：“记住今天的疼。不是不让你争，是要争得有道理。人家骂你，你打回去，只能证明你和他一样没风度。真正的体面，是活出个人样来。”
那天晚上，毓朗给毓麒讲了肃亲王豪格的故事——当年豪格在关外征战，被多尔衮陷害，却始终不肯折节求饶。“咱们的祖宗，输过仗，流过血，却从没丢过骨气。”毓麒摸着脸上的伤，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民国八年（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学生们举着“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标语上街游行。毓麒瞒着家人，偷偷跟着同学去了天安门。看着广场上黑压压的人群，听着震耳欲聋的口号，他第一次感受到“国家”二字的重量，不是王府里的祖训，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无数人攥紧的拳头和滚烫的热血。
回家后，他把见闻告诉三哥恒锟，恒锟正在画《流民图》，闻言放下画笔：“四弟，你长大了。这天下，早就不是咱们家的天下了，是所有人的。”
这一年，毓麒十七岁，褪去了少年的青涩，眼神里多了几分思索。他开始读《新青年》，学白话文，甚至和同学一起办了份油印小报，虽然只出了三期就停刊，却让他明白：时代的车轮，早已碾过王府的红墙，没有人能停留在过去。
三、弱冠谋生：在新旧夹缝中寻找立足之地
民国十年（1921年），毓麒从中学毕业。按照父亲的意思，他本该像二哥恒馞那样去军校，或像大哥恒耆那样进政府部门，可他却提出要去天津的洋行做事。
这个决定在王府里掀起了轩然大波。毓朗气得把茶杯摔在地上：“我毓家子孙，就算喝粥，也不能去给洋人当差！”颜扎氏哭着劝他：“麒儿，听你父亲的话，稳稳当当不好吗？”
毓麒跪在父亲面前，磕了三个头：“爹，您教我们‘守礼、知耻、爱国’，可现在的‘礼’不是三跪九叩，‘耻’不是丢了爵位，‘国’也不是爱新觉罗的国。我去洋行，不是为了伺候洋人，是为了学他们的本事——他们怎么做生意，怎么管理，怎么让国家变强。您当年编新军，不也是学洋人吗？”
毓朗沉默了很久，看着这个最小的儿子，想起他出生时自己盼他“祥瑞”的期许，忽然叹了口气：“路是你自己选的，将来不管多难，都不能回头。”
这年秋天，毓麒带着简单的行李去了天津，进入英商怡和洋行做学徒。洋行里的人大多知道他是前清宗室，有人好奇，有人轻视，他却不多解释，只是埋头做事。从打扫卫生、收发信件做起，很快就学会了用打字机，能说简单的英语，甚至能看懂进出口单据上的专业术语。
洋行的经理是个英国人，起初对他很冷淡，一次盘点货物时，发现毓麒能准确报出库房里每批茶叶的产地和保质期，惊讶地问：“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毓麒笑道：“我父亲教过，做事要‘谨行’，不能马虎。”
在天津的日子很苦，住的是洋行提供的集体宿舍，吃的是粗茶淡饭，和王府的锦衣玉食天差地别。可他从未抱怨，反而觉得踏实。每月发了薪水，他除了留够生活费，其余的都寄回家里——大哥恒耆在财政部的薪水不高，三哥恒锟卖画收入不稳定，父亲的宗人府俸禄时有时无，家里的开销全靠二哥恒馞的军饷支撑，他想为家里分担些压力。
民国十二年（1923年），毓朗病重的消息传到天津。毓麒连夜赶回北京，肃亲王府里弥漫着浓重的药味。父亲躺在床上，已经认不出人，只是反复念叨着“新军”“海防”“祖宗”。毓麒守在床边，握着父亲枯瘦的手，把自己在洋行的经历讲给他听：“爹，我学会了做进出口生意，知道了茶叶怎么运到英国，布匹怎么从美国进来。将来，我也要让咱们国家的东西，卖到全世界去。”
弥留之际，毓朗忽然清醒过来，看着毓麒：“麒儿，你……做得对……”说完，便永远闭上了眼睛。
办理丧事时，前清的旧臣来了不少，对着毓朗的遗像痛哭流涕，说“宗室又少了一根顶梁柱”。毓麒穿着素服，一一答谢，脸上没有过多的悲戚，心里却像被掏空了一块。他知道，父亲的时代彻底结束了，他们这一辈的路，得自己走了。
父亲去世后，毓麒辞去了洋行的工作，回到北京。大哥恒耆劝他：“我在财政部给你找个差事吧，稳妥。”他却摇摇头：“大哥，我想自己做点事。”
民国十三年（1924年），毓麒用在洋行攒下的钱，在王府井开了家小小的贸易行，取名“瑞麟行”，专门经营北平的特产——景泰蓝、内联升的布鞋、荣宝斋的字画，卖给来北平旅游的外国人和洋行买办。
开业那天，三哥恒锟送了他一幅画，画的是《松鹤图》，题字“守正出奇”。二哥恒馞送来一块牌匾，写着“诚信为本”。姐姐恒慧则带着她的蒙古亲王丈夫，送来一对银质的算盘，说：“赚钱重要，清白更重要。”
毓麒对着家人深深一揖：“请放心，我不会给父亲丢脸。”
起初生意并不好做。外国人不识货，总觉得他的东西比洋行贵；同行排挤，说他“前清余孽抢饭吃”。毓麒不气不恼，只是坚持“一分钱一分货”：卖的景泰蓝，都是他亲自去珐琅厂盯着做的，花纹、釉色稍有瑕疵就拒收；字画都是请三哥恒锟把关，绝不出售赝品。
有次，一个美国商人想买一幅郑板桥的竹画，毓麒如实告诉他：“这是仿品，虽然仿得好，但我不能当真品卖给您。如果您喜欢，我可以给您找幅当代画家的真迹，价格公道。”美国商人很惊讶，后来成了他的常客，还介绍了不少客户。
生意渐渐有了起色，毓麒却依旧住在贸易行后面的小隔间里，每天亲自验货、打包、送货。有人劝他：“你好歹是宗室之后，何必这么辛苦？”他笑道：“我现在是个生意人，辛苦是本分。”
四、情定与家累：烟火人间里的责任担当
民国十四年（1925年），经人介绍，毓麒认识了蒙古镶黄旗的女子博尔济吉特氏。她是前清理藩院尚书的孙女，自幼读新式学堂，会说英语，却也精通满文刺绣，性格爽朗，颇有草原女子的英气。
第一次见面在北海公园的五龙亭，博尔济吉特氏穿着一身湖蓝色的旗袍，手里拿着一本《飞鸟集》，见到毓麒便笑着说：“早听说肃王府的四公子开了家贸易行，今天一见，果然不像个养尊处优的王爷。”
毓麒也笑：“博尔济吉特氏的格格，不也没穿花盆底吗？”
两人相谈甚欢，从北平的特产聊到外国的文学，从生意上的难处聊到对时局的看法。博尔济吉特氏说：“我父亲总说，女子要守本分，可我觉得，本分不是待在家里绣花，是把日子过明白。”这话深得毓麒心意。
交往半年后，两人决定成婚。婚礼办得很简单，没有按宗室的规矩大摆宴席，只请了家人和几个朋友。博尔济吉特氏的嫁妆里，没有金银珠宝，只有一箱书和一架缝纫机——她说：“以后家里的衣服，我自己做。”
婚后的生活平淡而温馨。博尔济吉特氏不仅是毓麒的妻子，更是他的生意伙伴，她懂外语，负责接待外国客户；毓麒则主内，打理货源和账目。两人常常一起在灯下核对订单，博尔济吉特氏算得快，毓麒记得细，配合得十分默契。
民国十六年（1927年），长子出生，毓麒为他取名“恒钰”，希望他能像玉一样坚韧纯粹。三年后，次子恒钧降生，一家四口挤在贸易行后面的小隔间里，虽然狭小，却充满了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