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不断升级，
最后，不可避免地，摆上了最高决策层桌面。
这是一次气氛凝重，且交锋激烈的会议。
烟雾缭绕中，各方观点激烈碰撞。
支持党建国的一方，
反复强调党建国过往的功绩，
特别是那些无法公开，
但对最后胜利起到关键作用的“挂名”决策，
以及他在经济领域实实在在的、解决燃眉之急的贡献。
分析了解除职务，或者逼走党建国的灾难性后果：
粮食进口受阻、
外汇锐减、
南洋农垦基地动荡、
数万职工安置成难题，
甚至可能引发国际舆论风波。
指出党建国虽在香港经商，
但其根本目的是服务于内地，
其产业性质属于“特殊历史条件下的资本主义”，
是国家意志的延伸。
他的“资本家”身份是被迫的“面具”，
内核仍是自己人。
强调处理方式必须灵活务实，
不能因噎废食，
伤了真正为国出力者的心。
反对的一方（以部分部门及利益受损部门的代表为主）：
猛烈抨击他与1961年的英国和香港当局、
以及和西方资本勾勾搭搭，
生活作风“腐化”，
已经丧失了管理人员的艰苦朴素本色。
尖锐质疑其巨额财富来源的“正当性”，
特别是化妆品“暴利”问题，
认为这是利用国家资源进行的“剥削”，
损害了大家所有人的利益。
坚持认为管理人员的身份与资本家身份水火不容，
保留其管理职务就是向“资本主义”妥协，
会严重腐蚀肌体，动摇基础的。
提出即使有贡献，
也可以用其他方式（如一次性奖励）补偿，
但不能允许这种“身份混杂”的状态持续。
争论异常焦着。
总部其实到了最后，也没办法，
既要维护原则和形象，还要讲究团结。
又不能自断臂膀，
损害国家核心利益。
最终，在权衡利弊、反复磋商后，
会议达成了一项暂时性、折中性的决议：
同意党建国回四九城探亲的请求。
这体现了组织的人文关怀，
也给了党建国一个澄清和沟通的机会，
避免矛盾立刻激化。
暂时保留其民工总局荣誉局长的职务，不予解除。
这是对反对者要求的一个“冷处理”，
既没有立刻满足他们解除职务的要求，
也没有明确驳回，留有余地。
更重要的是，
保留这个名义上的联系，
意味着国家与党建国之间，还有一层官方认可的纽带，
为后续可能的合作和影响留出了空间。
这个决议，
看似没有解决根本矛盾，
实则是在高压下寻求的微妙平衡。
它暂时平息了公开的争吵，
但也为后续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反对者们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
他们视之为“妥协退让”，
对党建国的敌意并未消散，
反而更加坚定要寻找机会，彻底将其“清除”出组织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