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卫东的身影随着南下的绿皮火车，消失在铁轨的尽头，也带走了楚瑶心里一块沉甸甸的牵挂。家里骤然安静下来，少了丈夫时而高谈阔论、时而插科打诨的声音，连空气都似乎变得稀薄了几分。阿遥似乎也察觉到什么，变得格外黏人，夜里睡着时，小手总要紧紧攥着楚瑶的衣角。
南下的列车轰鸣着，将宋卫东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深圳，这个昔日的小渔村，正以惊人的速度蜕变为一座巨大的工地和试验场。尘土飞扬的道路两旁，脚手架林立，推土机的轰鸣昼夜不息，到处张贴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空气里弥漫着水泥灰、海腥味和一种焦灼而亢奋的气息。
宋卫东按图索骥，找到了王有亮的表弟阿强。阿强是个精瘦的本地小伙，在罗湖一带混迹，熟悉门路。他帮宋卫东在拥挤混乱的“农民房”里租了个狭小的单间，算是安顿下来。
最初的兴奋很快被现实的冰冷冲淡。这里的节奏快得让人窒息，人人都行色匆匆，满口粤语和生硬的普通话，谈论着批文、外汇、集装箱。宋卫东那点在内地无往不利的“关系学”和酒桌本事，在这里似乎有些失灵。他揣着那五千块“巨款”，像捧着烫手山芋，既激动又惶恐，不知该投向哪里。
第一次联系，是在他抵达深圳三天后。 他排了将近一个小时的队，才在邮电局打通了宋家屯老宅的那个手摇电话。线路嘈杂，声音断断续续，仿佛隔着千山万水。
“红梅！是我！”他几乎是喊着，才能让自己的声音穿透电流的干扰。
“卫东！你到了？怎么样？住的地方还好吗？吃饭习惯吗？”楚瑶的声音从遥远的北方传来，带着急切和清晰的担忧。
“到了！都好！住的地方……挺、挺好的！”宋卫东看着家徒四壁、墙皮剥落的小房间，违心地回答，“吃了……吃了叉烧饭，味道不错！”其实他这两天基本是靠方便面和面包度日。
“钱要放好，别露富。万事开头难，别着急，慢慢来……”楚瑶絮絮地叮嘱着，声音里是化不开的牵挂。
“我知道，你放心。阿遥呢？听话吗？”
“乖，就是晚上总找你……你那边声音怎么这么小？听不清……”
“红梅？喂？喂？”
线路突然中断，只剩下“嘟嘟”的忙音。宋卫东握着话筒，愣了很久，才失落地挂上。这次通话，花了他不少钱，却只说了不到五分钟，连儿子的声音都没听到。
第一次收到楚瑶的信，是在一周后。 那封贴着漂亮邮票、带着北方干燥气息的信封，被他反复摩挲了无数遍。楚瑶的字迹清秀而有力，信写得很长。
信里，她细细描述了家里的近况：新厂区的勘测进展顺利，二嫂和晓云为了设计图纸熬了几个通宵；大哥宋建国在食品坊试制新品，失败了两次，但没气馁；阿遥会写自己的名字了，虽然歪歪扭扭，却宝贝似的举给她看；娘（赵金凤）还是念叨他，偷偷抹眼泪……字里行间，是平淡而真实的烟火气，是宋卫东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生活。
在信的末尾，楚瑶写道：“……卫东，家里一切都好，勿念。南方机会多，诱惑也多，望你守住本心，勿要急躁。赚钱固然重要，但平安健康更重。我与阿遥在家，盼你安好，亦盼你成功。勿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