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的时间，在北方是高速运转的齿轮，是日渐坚固的堡垒，是“北原支队”威名的初步确立。
当云凌确认北方根据地各项事务已走上正轨，防御体系足以应对常规威胁后，他履行了诺言，将守卫与发展的重任交给了亚历山大、雷德、晓歌、贝拉、辛西娅等已然能够独当一面的骨干，自己则亲率训练有素、求战心切的第二旅主力，踏上了南下的征途。
离别时，北境已是初春，冻土稍融，但寒风依旧。亚历山大等人送行的目光中充满了信任与不舍，他们深知，云凌此去，面对的将是与北境截然不同的复杂局面。
队伍一路向南，气候逐渐变得湿润，风雪被连绵的阴雨所取代，视野中的白色世界也过渡为泥泞的灰绿。
然而，随着愈发深入南方，云凌和第二旅的战士们感受到的，并非预想中的热烈欢迎或易于发动的群众基础，而是一种无形的、坚韧的隔阂。
南方的困境，远超他们此前的预估。
首先遇到的难题，是难以动员的“自由民”。与北方大量依附于贵族庄园、饱受奴役、一呼百应的农奴和贫苦矿工不同，南方地区，尤其是靠近卡西米尔边境一带，存在着相当数量的“自由民”。
他们拥有自己的小块土地、小型作坊，或是依靠为移动城市提供零散服务、在商贸路线上做些小生意为生。他们构成了南方社会某种意义上的“中产阶级”雏形。
按理说，他们也应受到贵族税吏、商业联合会盘剥和感染者纠察队的骚扰，生活并不轻松。
但当整合运动的宣传员向他们宣讲“打破旧秩序”、“感染者与非感染者平等”、“为了所有人的未来而战”时，得到的回应却大多是警惕、观望，甚至是抵触。
“你们说的好听，可打起来，我们的房子、田地、货摊怎么办？”
“贵族老爷固然可恨，但你们这些感染者……谁知道会不会更糟？”
“我们虽然辛苦，但好歹还能活下去。跟着你们造反，失败了可是要掉脑袋的！”
这些“自由民”拥有一定的私有财产，虽然微薄，却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他们害怕战火摧毁他们仅有的一切，害怕剧烈的社会变革会让他们失去现有的、相对“稳定”的生活。
整合运动那套在北方无产者中极具号召力的理论，在这里遭遇了“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云凌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这个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精准论断）。动员他们，远比动员一无所有的赤贫者要困难得多。
而另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则出在南方的感染者群体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