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匠籍之制，非独为用工，实乃定尊卑，明贵贱，安天下也！”李守俊在朝会上神情肃穆，引经据典，“士农工商，四民各安其业，此乃三代之治遗风，祖宗立法之本意！今若废匠籍，许其纳银代役，则工匠可与士绅等同？则四民界限模糊，天下秩序何存？此非改革，实乃乱序之源也！”
他们的反对，将一个经济和社会问题，巧妙包装成了关乎帝国等级秩序是否稳固的政治和伦理问题，极具煽动性。许多保守派官员，即便对匠户处境抱有同情，在此“大义”面前，也选择了沉默或附和。
议会内部，支持改革的议员也感到了巨大的理论压力。他们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论证在商品经济日益发达的当下，僵化的匠籍制度如何阻碍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如何不公平地剥夺了工匠的权益，并试图说明，以货币化、契约化的方式获取劳务，同样可以保障朝廷用工，且效率更高。
然而，理论的辩论远不如现实的阻力来得直接。
工部与内府监局开始对递交陈情书的匠户进行暗中打压。赵德全很快发现，工部营缮司不再给他派发任何官方的小额活计（以往这是匠户的重要收入补充）。其他几位牵头的老匠头，也或多或少受到了官府的“格外关照”。
与此同时，一些与旧式行会关系密切、自身利益与匠役制度捆绑较深的工匠（如某些专供皇室、获利颇丰的匠户），也开始散布言论，指责赵德全等人“忘本”、“不守匠德”，试图从内部分化工匠群体。
面对来自上层官僚的压制和内部的分化，赵德全等人的抗争陷入了困境。陈情书石沉大海，生计却受到了影响。
林川密切关注着事态发展。他深知，匠籍制度改革，是解放生产力、促进工商业发展的关键一环，也是兑现《约法》中“四民平等”精神的重要体现。但此事触及了庞大的官僚利益和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阻力空前。
他再次采取了多管齐下、循序渐进的策略。
首先，他请王贞仪带领格物院，整理一份关于历代匠作成就与匠人地位的资料，并着重展示近年以来，那些摆脱（或部分摆脱）匠役束缚、投身民间创新的工匠所取得的杰出成果（如改进织机的工匠、参与蒸汽机研发的匠人），用事实说明解放工匠对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
其次，他授意沈万三等大商人，联合向议会提交一份建议书，以工商业主的角度，陈述僵化的匠役制度如何导致他们急需的技术工匠无法稳定雇佣，影响了产品质量和商业扩张，从经济层面施加压力。
同时，他支持议会民政委员会，提出一个折衷的试点方案：不在全国范围内立即废除匠役，而是先在南京及周边地区试行“匠役改革”。具体内容为：保留匠籍，但允许匠户通过缴纳“匠役代金”的方式，免除大部分非紧急性的常规服役；同时，设立“工匠技艺等级评定”，对技艺高超、贡献突出的工匠，给予减免役期或直接授以“官匠”身份（享受俸禄，专司研发或教学）的待遇，建立上升通道。
这个方案，既没有完全触动旧制度的根本，又为匠户开辟了通往自由的路径，并为技术精英提供了新的荣誉和激励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分化了工匠内部的阻力，也缓解了官僚体系的强烈反弹。
尽管李守俊等人仍斥责此方案“变相废役，其心可诛”，但试点方案因其相对温和与务实，最终在议会艰难获得通过。
诏令颁布之日，赵德全捧着那份允许他缴纳代金、免除此次皇城修缮役的文书，双手微微颤抖。虽然前方仍有坎坷，虽然“匠籍”之名依旧如影随形，但他仿佛看到了一道缝隙里透出的光。南京城的无数工匠，也在这有限的松绑中，看到了改变命运的一线希望。匠籍之困，虽未彻底解开，但束缚了数百年的锁链，终于发出了松动的声响。新制度的生命力，在挑战最顽固的身份壁垒时，再次选择了迂回渗透、逐步瓦解的持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