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器：制作了标准铜权（砝码），有一两、一斤、一钧等不同重量；同时制作了等臂式铜衡杆（天平）和新型的杆秤（称重更大之物），要求毫厘不差。
每一套标准器上，都铭刻有“永兴元年制”字样，以及工匠和监造官的姓名，以示负责，并防伪冒。
诏书随之颁布天下：“《永兴度衡量诏》：朕以寰宇混一，车书同轨，岂可度量异衡？今考订古制，制定永兴新度、量、衡……颁行天下，以为永式。自明年元月初一始，所有官私交易、田亩丈量、赋税征收、物资支给，皆需以新颁官制为准！敢有仍用旧制，或私造不合规制之器者，必惩不贷！”
诏书还规定：由朝廷统一制作一批标准器，颁发至各州、郡、县官府，作为地方校准之本。同时允许民间工匠依官制样式仿造度量衡器，但必须经官府校验、烙上官印后，方可上市售卖使用。
诏令下达，全国各州县衙门立刻忙碌起来。京都将作监制作的第一批标准器，由信使快马加鞭，护送前往各地。
长安东、西两市，成为了第一批推行新制的示范区。市令率领胥吏，带着崭新的标准铜斗、铜秤，来到各个商铺、货栈，当众校验。
“王记米铺，你这斗偏小一成！即刻销毁，换用官斗！”
“李记绸庄，你这尺长了半分！以后进货出货，需用此标准尺！”
商户们反应各异。一贯诚信经营的，自然欢迎，毕竟公平交易方能长久。而那些惯于弄虚作假的奸商，则如丧考妣，但也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作弊的工具被当众砸毁或没收。
在州县乡村，新标准的推行则伴随着更多的困惑与缓慢的适应。收租税的胥吏带来了官斗官秤，农民们围在一旁，紧张地看着自家的粮食被倒入那陌生的、似乎更大的官斗中，用那冰冷的官秤称量。
“这新斗……好像比咱以前用的大啊？”老农嘀咕着，心里计算着自家要多交多少粮食。
胥吏则大声宣读诏书：“陛下统一度量，就是为了公平！以后全天下都用一样的斗，一样的秤！谁也别想占便宜，谁也不会吃亏！”
虽然初期难免有怨言和不解，但朝廷态度坚决，御史巡查严密，使得新标准得以强力推行。
更大的意义体现在商贸和税收上。来自不同地区的商人，终于可以使用同一套标准进行交易，减少了无数的争吵和欺诈，信任度大大提高，跨区域贸易变得更加活跃。官府在征收赋税、发放俸饷、管理仓库时，也有了清晰统一的依据，贪官污吏利用度量衡做手脚的空间被大大压缩。
一套精确、统一的度量衡体系，如同为帝国的经济生活安装了一套精准的仪表盘。它虽然不如货币改革那般引人注目，却以一种更基础、更深刻的方式，规范着市场秩序，保障着公平正义，提高着行政效率，默默地支撑着“永兴通宝”的流通和租庸调制的运行。帝国的肌体，在这些看似细微却至关重要的标准化进程中，变得更加协调、高效和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