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威王觉得这主意好，派田忌为大将，孙膑为军师，带着五万齐军去攻打魏国大梁。庞涓在邯郸打得正起劲，听说齐军打大梁，果然慌了，赶紧带着军队往回赶，连粮草都扔了不少。
等庞涓的军队走到“桂陵”（今河南长垣附近）时，突然遭到齐军的伏击。齐军早就埋伏好了，箭如雨下，魏武卒虽然能打，但长途奔袭，又没准备，很快就乱了阵脚。庞涓拼死突围，才逃了出来，八万魏武卒死了五万，丢了不少武器装备。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里写这事：“田忌欲引兵之赵，孙子曰：‘夫解杂乱纷纠者不控卷，救斗者不搏撠，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乃引兵疾走大梁，魏果去邯郸，与齐战于桂陵，大破梁军。”——这就是“桂陵之战”，魏国虽然没输得太惨，但“魏武卒”的威风第一次被打没了。
魏惠王得知庞涓战败，气得拍桌子，可他没吸取教训，反而觉得“齐国敢跟魏国作对，必须教训回来”。公元前341年，魏惠王又派庞涓带着十万魏武卒，去攻打韩国——因为韩国跟齐国走得近，魏惠王想先打服韩国，再收拾齐国。
韩国打不过魏国，赶紧派人去齐国求救。齐威王又召来孙膑，孙膑还是老办法：“先不救韩国，等魏国和韩国打得两败俱伤，咱们再出兵，这样既能少死人，又能打赢。”
等魏国和韩国打了半年，韩国快撑不住的时候，齐威王才派田忌、孙膑带着六万齐军去救韩国。孙膑还是用“围魏救赵”的计谋，带着齐军去攻打魏国大梁。
庞涓这次学乖了，没立刻回救大梁，而是先把韩国的军队打垮，再带着军队慢慢往回赶，还派了不少探子，打听齐军的消息。探子回报说：“齐军的士兵很胆小，第一天挖了十万人的灶，第二天只挖了五万人的灶，第三天就只剩三万人的灶了。”
庞涓一听，高兴坏了，说：“我就知道齐军胆小，才打了几天，就跑了一大半！咱们赶紧追，一定要杀了孙膑！”他亲自带着两万精锐，日夜兼程地追赶齐军，把大部队甩在了后面。
可他不知道，这是孙膑设下的“减灶诱敌”之计——灶越来越少，是为了让庞涓以为齐军在逃跑，其实齐军早就在“马陵”（今山东郯城附近）设好了埋伏。马陵的道路很窄，两边都是高山，适合打伏击。孙膑还让人把路边一棵大树的树皮剥了，写上“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几个字，又让士兵们拿着弓箭，等着庞涓来。
当天晚上，庞涓带着军队赶到马陵，看到路边的大树上有字，就让人点起火把，想看看写的啥。结果火把一照，齐军的箭就像下雨一样射了过来。魏军大乱，庞涓这才知道自己中了计，他看着树上的字，又气又悔，拔出剑说：“我居然被孙膑这小子算计了，真是不甘心！”说完，就自杀了。
齐军趁机反攻，把剩下的魏武卒全消灭了，还俘虏了魏国的太子申。这就是“马陵之战”，魏国的十万魏武卒几乎全军覆没，太子申也成了俘虏，魏国的军事力量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马陵之战后，魏国彻底“垮了”——十万精锐没了，太子被俘虏，庞涓死了，再也没人能统领军队。周边的国家一看魏国不行了，都来“落井下石”。
首先是秦国。秦国国君秦孝公重用商鞅，搞了“商鞅变法”，国力越来越强。公元前340年，商鞅带着秦军攻打魏国的河西之地，魏国派公子卬（就是之前被魏惠王贬为平民，后来又被启用的那个）去抵挡。
商鞅跟公子卬是老熟人，他派人给公子卬送信，说“咱们都是老朋友，没必要打仗，不如来喝杯酒，商量一下议和的事”。公子卬信以为真，没带多少人就去了商鞅的军营。结果刚到军营，就被秦军抓了起来。秦军趁机攻打魏军，魏军没了主帅，很快就败了，河西之地也被秦国抢了回去。
《史记·商君列传》里记载：“秦使卫鞅将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将而击之。军既相距，卫鞅遗魏将公子卬书曰：‘吾始与公子驩，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为然。会盟已，饮，而卫鞅伏甲士而袭虏魏公子卬，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河西之地是魏国的“西大门”，丢了河西，魏国西边就再也无险可守，秦国随时能攻打魏国。
齐国一看魏国连河西都丢了，也来凑热闹——齐威王派大将田忌带着军队，攻打魏国的东边城池，一口气占了魏国的薛城（今山东滕州），还抢了魏国的粮仓。楚国也不甘示弱，派军队攻打魏国的南边，占了魏国的陉山（今河南郾城），把魏国的南方防线撕开了一个大口子。
韩、赵两国更是“翻脸不认人”——之前魏惠王当霸主时，两国还恭恭敬敬，现在一看魏国不行了，直接联合起来，攻打魏国的北边，占了魏国的少梁（今陕西韩城）。
短短几年，魏国就从“天下霸主”变成了“人人可欺的软柿子”，丢了河西、薛城、陉山、少梁等大片土地，士兵死了十几万，粮仓也被抢空了。魏惠王看着地图上越来越小的魏国，急得睡不着觉，却一点办法也没有——能打仗的庞涓死了，能出谋划策的孙膑跑了，剩下的大臣要么没本事，要么只会拍马屁，根本帮不上忙。
更让魏惠王头疼的是，国内的老百姓也开始不满了——因为常年打仗，老百姓不仅要交税，还要当兵，很多人家破人亡，纷纷逃到邻国。有大臣劝魏惠王：“大王，咱们别再打仗了，赶紧休养生息，不然老百姓就要造反了！”
魏惠王也知道不能再打了，只能跟齐、秦、楚等国求和，不仅把抢来的土地还了回去，还得给这些国家送“贡品”。曾经风光无限的魏国，彻底沦为了“二流国家”，再也没能力跟其他大国抗衡了。
魏国丢了河西之地后，西边的秦国随时能攻打都城安邑（今山西夏县）。公元前339年，秦军又一次攻打安邑，虽然没打下来，但也把魏惠王吓得不轻——他怕秦军下次再来，直接把都城占了，自己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大臣们也劝魏惠王：“大王，安邑离秦国太近了，不安全，不如把都城迁到东边的大梁（今河南开封）吧。大梁地势平坦，交通方便，还离齐国、楚国远一点，相对安全。”
魏惠王一开始还舍不得安邑——毕竟安邑是魏国的都城，从魏文侯时期就一直在这，有感情了。可他一想到秦军随时可能打过来，还是咬了咬牙，决定迁都。
迁都可不是件小事——得把皇宫里的财宝、国库的粮食、老百姓的家当，还有官员的家属，都搬到大梁去。魏惠王派了十万士兵护送，花了半年时间，才把迁都的事办完。
迁都到大梁后，魏惠王确实松了口气——秦军一时半会儿打不到大梁，齐国、楚国也因为距离远，没那么容易来攻打。他想借着迁都的机会，重新整顿魏国，让魏国慢慢恢复元气。
他又开始“招贤纳士”，还特意派人去齐国，请孟子来魏国当“国师”。孟子是当时着名的思想家，主张“仁政”，魏惠王想让孟子帮自己治理国家。
孟子来到魏国后，魏惠王赶紧召见他，问：“先生，您看现在魏国这么弱，我该怎么做才能让魏国变强啊？”
孟子说：“大王，要想让魏国变强，就得实行‘仁政’——减轻老百姓的赋税，让老百姓安心种地；尊重老人，爱护小孩；任用贤能的人，罢免贪官。只要老百姓安居乐业，官员尽心尽力，魏国自然会变强。”
可魏惠王根本听不进去——他想的是“快速变强”，想的是怎么打回河西，怎么重新当霸主，孟子的“仁政”太慢了，不符合他的心思。没过多久，他就找了个借口，把孟子送走了。
其实，魏惠王不是不想变强，而是他已经没了年轻时的魄力和眼光——他既不敢像魏文侯那样重用有争议的人才，也不敢像商鞅那样搞彻底的改革，只能在原地“打转”，做一些无关痛痒的小调整。这样的“挣扎”，根本改变不了魏国衰落的命运。
魏惠王晚年，彻底认清了现实——魏国再也回不到巅峰时期了，别说当霸主，能保住现有的地盘就不错了。他不再想着“复仇”，不再想着“扩张”，而是把精力放在了“守成”上——让老百姓安心种地，让官员别再贪腐，尽量不跟其他大国发生冲突。
有一次，齐国的使者来到魏国，魏惠王跟使者聊天，说：“我当国君这么多年，犯了很多错——不该听庞涓的话，把孙膑赶走；不该在马陵之战前轻视齐国；不该丢了河西之地。要是当初我能听进大臣的劝告，魏国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啊！”
使者安慰他：“大王，谁都会犯错，您能认识到自己的错，就已经很不错了。现在魏国虽然弱，但只要好好治理，还是能慢慢恢复的。”
魏惠王摇摇头，叹了口气说：“晚了，太晚了。秦国、齐国、楚国都已经变强了，他们不会给魏国恢复的机会了。我这辈子，算是把爷爷和爹留下的基业，给败得差不多了。”
公元前319年，魏惠王在大梁去世，享年82岁。他当了51年国君，是战国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国君之一——他见证了魏国的巅峰，也亲手经历了魏国的衰落；他曾经站在天下诸侯的顶端，也曾经被各国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他去世后，儿子魏襄王继位。可此时的魏国，已经彻底沦为了“二流国家”，只能在秦、齐、楚等大国之间“夹缝求生”——秦国打过来，就跟秦国求和；齐国打过来，就跟齐国结盟；楚国打过来，就给楚国送贡品。曾经风光无限的“战国霸主”，彻底沦为了大国博弈的“牺牲品”。
魏惠王的一生，就像一场“过山车”——开局虽然惊险（平定内乱继位），但很快就迎来了高潮（逢泽会盟当霸主），可高潮过后，就是一路下坡（桂陵、马陵惨败，丢河西、失国土），最后在遗憾中落幕。后人提起他，总是又同情又惋惜——同情他接手了一个“烂摊子”，却没能守住；惋惜他本有机会让魏国更强大，却因为自己的失误，把魏国带向了衰落。
说他“有功”，他确实配得上——继位初期，他平定内乱，整顿吏治，恢复经济，让魏国从内战的废墟中站了起来；他重用庞涓，打了不少胜仗，还举办了逢泽会盟，让魏国重新成为天下霸主。要是没有他，魏国可能在他继位初期就被韩、赵瓜分了，根本撑不到马陵之战。
说他“有过”，他也难辞其咎——他识人不明，错信庞涓，逼走了孙膑，丢了魏国最顶尖的“智囊”；他骄傲自大，在逢泽会盟后，没看到齐、秦等国的威胁，反而盲目扩张，导致了桂陵、马陵之战的惨败；他晚年固执己见，听不进孟子等贤人的劝告，错过了最后一次让魏国恢复元气的机会。
《史记·魏世家》里说魏惠王“欲霸天下而力不足”，这话很贴切——他有当霸主的野心，却没有当霸主的长远眼光和用人智慧。魏文侯能重用吴起、李悝，是因为他知道“人才比面子重要”；魏武侯虽然犯了错，但前期也能信任吴起；可魏惠王呢？他既想靠人才变强，又容不下比自己强的人才（比如孙膑），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人才流失，国力衰落。
其实，魏惠王的悲剧，也是很多“守成之君”的悲剧——他们接手了父辈留下的强大基业，却不知道该如何守住，要么骄傲自大，要么识人不明，最后把好好的家业给败光了。要是魏惠王能像魏文侯那样“知人善任”，能像商鞅那样“锐意改革”，魏国可能不会衰落得这么快，战国的历史也可能会被改写。
但历史没有“如果”。魏惠王终究还是成了魏国由盛转衰的“分水岭”——他之前，魏国是天下霸主；他之后，魏国沦为二流国家，再也没能崛起。他的一生，就像一面镜子，映照着所有“野心大于能力”的统治者的结局：没有足够的智慧和眼光，再大的野心，也只能是“空中楼阁”；没有足够的用人胸襟，再强大的基业，也会慢慢被掏空。
这，就是魏惠王——一个有野心、有努力，却也有遗憾、有过错的国君。他的故事，不仅是魏国的悲剧，更是整个战国时代“强者生存、弱者淘汰”的缩影。
参考《史记》《战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