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鸣，是这间留置室唯一的背景音。
不是人的哀鸣，是金属石盘刮擦水泥地面的声音，尖利，刺耳，像指甲划过黑板。
王建国已经两天没有进食。
他被转移到县级留置中心的第七天，曾经作为镇党委书记的体面与矜持被剥落得一干二净，只剩下野兽般的焦躁。
他像一头困兽，反复拍打着包裹着软垫的墙壁，嘶哑地呼喊着同一个诉求：“我要见我家人！我要见我女儿！”
监视器后，陈秘书眉头紧锁：“林处，他这是在对抗调查，要不要上强制措施？再这样下去，身体会先垮掉。”
林晚秋凝视着屏幕里那个彻底失态的男人，眼神平静无波。
她那双能洞察人心的“真实之眼”，看到的不是歇斯底里，而是一种被掐住脖颈的、濒死的恐惧。
他不是在对抗，他是在求救，用最原始的方式，向他背后那张看不见的网求救。
“强制措施只会让他彻底闭嘴，”林晚秋淡淡地说，“批准他探视一次，就让他女儿来。”
陈秘书一愣：“这不合规矩……”
“特事特办。”林晚秋打断他，语气不容置疑，“活着的证人，比死的有用。”
一个小时后，在留置中心外的一间临时接待室里，林晚秋见到了王建国的女儿，一个刚上大学、满脸惶恐的女孩。
她没有长篇大论的政策宣讲，也没有威逼利诱，只是平静地看着女孩的眼睛，问了一个问题。
“你从小到大，你父亲对你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
女孩愣住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下意识地回答：“他……他总说，做人做事要干净，别让人抓到把柄。”
林晚秋微微点头，这个答案，在她的预料之中。
这句看似正直的家训，恰恰是一个在灰色地带行走多年的人，内心最深处的生存法则。
“很好，”林晚秋的声音放得更柔，却带着一种穿透人心的力量，“进去之后，什么都不用多说。就告诉他，现在唯一能保住你们这个家的，不是别人，是他自己。告诉他，有些‘把柄’，只有他亲手交出来，才不会被人用来捏死他。”
女孩似懂非懂，含泪点头。
探视只有十五分钟。
隔着厚厚的玻璃，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只有父女俩无声的对视和嘴唇的几次翕动。
当女孩被带离时，王建国没有再咆哮，他像一尊石像，僵硬地坐回床沿，死死盯着地面上的一点，仿佛要把它看穿。
沉默，在密闭的空间里发酵，比任何噪音都更具压迫感。
当天深夜，值班人员报告，王建国主动要求谈话。
林晚秋如约而至。
她没有带笔录员，也没有携带任何记录设备，手里只端着一杯冒着热气的温水，推门而入。
她将水杯轻轻放在王建国面前的桌上，拉开椅子，坐在他对面。
没有审讯灯，只有头顶一盏柔和的照明灯。
没有冰冷的问话，只有水汽氤氲的沉默。
“十年前，我在青禾镇一段与此地无关的往事，“班里有个学生，很聪明，画画得特别好。那年雨季，他家后面的山坡滑坡，一家五口，全埋了进去。”
王建国的肩膀不易察觉地颤抖了一下。
林晚秋的目光落在他身上，眼神锐利如刀，却又带着一丝悲悯：“后来调查报告说，是天灾。但我知道，村里那条年久失修的排水渠，如果能早一点清淤加固，或许悲剧就不会发生。那笔维修款，三年前就拨下来了，却一直没动静。”
她的视线，像手术刀一样精准地切入王建国的眼睛深处。
“真实之眼”清晰地捕捉到，他的喉结剧烈地上下滚动，眼角一滴浑浊的液体不受控制地渗出，迅速蒸发在干枯的皮肤上。
心率在她的视野中剧烈波动，从濒临崩溃的混乱，转为一种被击穿防线的悲凉。
“王书记，”她一字一顿地问，“你说，我们这些干部，到底是在治水，还是在治人？”
这句话，像最后一根稻草，彻底压垮了他紧绷的神经。
凌晨一点，室内只剩下王建国粗重的呼吸声和压抑的抽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