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道狭窄陡峭，墙壁被油烟熏得漆黑。推开三楼尽头一扇吱呀作响的木门，一股难以言喻的混合气味——汗酸、脚臭、劣质烟草、隔夜食物和霉味——如同实质般涌出，让陈默胃里一阵翻腾。
屋里光线昏暗，约莫二十多平米的空间，密密麻麻塞了六张双层木架床！靠墙还打了地铺！粗粗一算，竟住了不下十五六人！床铺之间仅容一人侧身通过。床板上铺着草席或破旧的褥垫，挂着发黄的蚊帐（有些已经破损）。衣物、杂物、脸盆、饭盒胡乱堆放在床下、墙角甚至过道。空气闷热污浊，靠近门口的墙上，开着一扇小小的气窗，聊胜于无。
“喏，就那张上铺，靠窗边柱子那个，前两天刚空出来。”王德发指了指靠近气窗的一张上铺，上面散乱地堆着一卷发黑的铺盖，“原来住的拉黄包车的，说是回乡下不来了，破烂玩意儿你收拾收拾就能用。窗户能开条缝，透透气。”
陈默看着那离地一人多高、紧挨着冰冷房柱的上铺，再看看屋内那些光着膀子、眼神麻木或警惕地盯着他这个新面孔的住客，心沉到了谷底。所谓的“公寓”，不过是拥挤肮脏的牲口棚。
“王老板，这……这么多人……”陈默的声音有些艰涩。
“一块八毛一个月，你还想住洋楼啊？”王德发嗤笑一声，“上海滩啥行情？要干净要清静，去租界住公寓去！住不住？一句话！后面还有人等着看铺呢！”
陈默环顾这令人窒息的生存空间，想到昨夜客栈通铺的经历，再摸摸怀里所剩无几的盘缠，巨大的无力感袭来。他没有选择的余地。他点点头，声音干涩：“住。”他数出三块六毛大洋（押金1.8+首月1.8），交给了王德发。对方塞给他一把锈迹斑斑的钥匙和一张写着几行潦草规则的油印纸片，便算是签了“合同”。
陈默爬上那张吱嘎作响的上铺，将前任留下的散发着馊味的破烂铺盖卷起扔到墙角，铺上自己带来的薄被单。狭窄的床铺，他躺下后几乎无法转身，头顶离布满蛛网灰尘的房顶只有一拳距离。气窗缝隙吹进来的风带着河水的腥臭。楼下弄堂的叫卖声、邻居的争吵声、屋内其他住客的咳嗽声、翻身声清晰可闻。他抱着自己的蓝布包袱，蜷缩在角落里，第一次对自己的未来感到了彻骨的迷茫和恐惧。这价值一块八毛大洋的“栖身之所”，便是他在这光怪陆离的上海滩，挣扎求生的起点。
住处勉强安顿，谋生刻不容缓。口袋里剩余不多的银钱，如同燃眉之火，催促着他必须立刻找到糊口的营生。陈默揣着那封单薄的同乡引荐信，开始了他真正的“沪上奋斗”。
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那点文化。清晨，他将自己仅有的一套半旧长衫浆洗干净，仔细抚平褶皱，希望能增加几分体面。他走向报馆林立的望平街（今山东中路）。《申报》、《新闻报》等大报馆的门庭高大轩敞，穿着制服的职员进进出出，陈默徘徊片刻，终究鼓不起勇气上前。他走向一些稍小的报馆或通讯社。
在一家名为“沪江通讯社”的门前，他向门房说明来意。门房是个势利的老头，叼着烟卷，乜斜着眼看他：“找事做？里面编辑老爷忙着呢，你有啥本事？会写文章？认得几个字？”
“我读过几年书，会写……”陈默连忙说。
“哼，会写字的多了去了！”老头不耐烦地打断，“现在招的都是跑新闻的记者，要腿脚勤快脑子活络，还要有关系门路。你？新来的吧？有保人吗？没保人免谈！”他挥挥手，像驱赶苍蝇。
他又鼓起勇气走进一家新开不久的《新声晚报》馆，求见编辑。一个戴着眼镜、头发稀疏的中年编辑接待了他，态度还算和气，看了他的引荐信（那同乡显然分量不够），又让他写了几行字，问了几个问题，最后摇摇头：“小兄弟，文笔还算通顺，字也端正。不过我们这里眼下缺的是能拉广告、跑社会新闻的熟手，或者懂洋文的翻译校对。你初到上海，人生地不熟，暂时怕是帮不上什么忙。这样吧，你的名姓留在这里，若有合适的抄写或校对零工，再通知你。”一番话客气，却将他拒之门外。
文字的路似乎不通。陈默脱下长衫，换上短褂，开始寻找更现实的体力活计。闸北、杨树浦一带工厂林立，烟囱日夜喷吐着黑烟。他来到一家规模不小的纱厂门口，只见人头攒动，多是衣衫褴褛的汉子，围着一个穿着工头服、拿着名册的人。
“招工！招工！挡车工、搬运工！有力气的上前！”工头扯着嗓子喊。
陈默挤过去：“先生，我想做……”
“籍贯？”
“浙江余姚。”
那工头眉头一皱，上下打量陈默略显清瘦的身板：“余姚？不行不行！阿拉这里只招本地人或者苏北帮的！生面孔不要，规矩不懂，麻烦！”他说着，对着人群里几个粗壮汉子喊道：“张老三，侬带几个人过来登记！”
陈默被粗暴地推出人群，地域的隔阂与排斥，第一次如此赤裸地显现在他面前。
码头上，搬运工的活计更是帮派林立。他试探着向一个正在指挥搬运的包工头询问。
“想扛大包？”包工头是个满脸横肉的汉子，嘴里叼着烟，“小子，身板扛得住吗？一包棉花两百斤！码头规矩懂不懂？想在这里讨生活，先拜码头，孝敬过黄师傅（青帮头目）没有？”
陈默茫然摇头。
“哼，啥都不懂就想来抢食？滚一边去！”包工头不耐烦地挥手，几个打手模样的汉子立刻围了上来，眼神凶狠。陈默心头一凛，只得赶紧退开。码头上，巨大的货轮、沉重的货物、汗流浃背喊着号子的苦力，构成一幅充满力量却也暗藏凶险的图景，而他，只是一个被排斥在规则之外的闯入者。
晌午已过，陈默腹中雷鸣。他舍不得花钱吃碗阳春面，在街角找了个避风的角落，从包袱里摸出昨天买的最后一块冷硬的粢饭糕，就着从老虎灶花一个铜板讨来的开水，艰难吞咽。粢饭糕早已没了热气，噎得喉咙生疼。他看着马路上驶过的豪华汽车，看着西装革履的洋行买办，看着穿旗袍的摩登女子从百货公司拎出精美的纸袋，巨大的贫富鸿沟如同一道冰冷的深渊横亘眼前。他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掐进掌心，一种近乎耻辱的刺痛感传遍全身。在这座以“冒险家乐园”着称的城市里，他连最基本的立足点都难以找到。
傍晚，拖着灌了铅似的双腿回到“德兴公寓”那间令人窒息的大统间。屋内气味依旧混杂，人声嘈杂。有人在用煤油炉子煮着寡淡的面条，烟气弥漫；有人在大声争论着今天的工钱；还有人躺在床上，发出痛苦的呻吟。陈默的上铺下铺已经换人，床下塞进了陌生的包袱。他默默地爬上自己的铺位，蜷缩在冰冷的被褥里，薄薄的被单难以抵御深秋的寒意。隔壁床一个满脸愁苦的中年汉子递过来半个冷掉的烧饼：“新来的？还没找到活路吧？垫垫肚子。”
陈默犹豫了一下，接了过来，低声道谢。烧饼粗糙，难以下咽，却带着一丝微弱的暖意。
“这上海滩啊，”汉子叹了口气，声音沙哑，“看着满地是金子，可没门路没力气，连口馊饭都抢不到热的。慢慢熬吧，总能找到口饭吃。”
陈默嚼着烧饼，没有回答。他想起包袱里那几本被翻烂了的《新青年》、《新潮》，想起离家时对父母许下的豪言壮语。理想与现实巨大的落差，像冰冷的江水，将他淹没。窗外，十里洋场的霓虹灯如鬼魅般闪烁，映照着他苍白疲惫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