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置房位置太偏了，我们老人看病买菜怎么办？”
“那些没证的房子怎么算？总不能一点都不管吧？”
“凭什么他们违章搭建的，还能跟我们谈条件？”
面对连珠炮似的提问和质疑，林万骁没有让干部念稿子解释，而是让工作人员把相关的政策文件、周边房价数据、安置房源的详细资料（包括户型、面积、周边配套规划）全部摆上台面。
“各位委员，今天这个会，不是我们来宣布答案，而是和大家一起寻找答案。”林万骁语气平和，“所有的政策、数据都在这里，透明公开。补偿标准是参考了周边市场价格和法规制定的基准，具体到每一户，还会根据实际情况（如楼层、朝向、装修）进行微调。安置房源不止一处，各有优劣，最终选择哪里的房子，可以由大家共同商议，甚至可以组织大家去看房。”
他指着那几个反映违章建筑问题的委员说：“关于违章建筑，政府的立场是明确的，必须依法处置，这是为了维护绝大多数守法规居民的利益和整个社会的公平。但是，对于其中确实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居住困难，我们也不会简单粗暴地一刀切，会在法律和政策框架内，研究帮扶措施，但这绝不等于承认其合法性。”
他坦诚的态度和摆在桌面上的事实，让激烈的争论渐渐转向了务实的讨论。律师委员从法律角度分析补偿方案的合理性；老教师委员呼吁大家要着眼长远，看到改造后整体环境的提升；人大代表则负责记录各方诉求，监督进程。
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深夜。虽然很多问题并未当场解决，但一种基于规则和事实的对话机制，算是初步建立了起来。
此后，自治改造委员会成了解放村改造的实际“议事中枢”。大大小小的协调会、讨论会开了几十次。过程确实繁琐，有时为了一个补偿系数的确定，或者一处安置房源的选择，委员们都能争得面红耳赤，工作组需要反复解释、测算、协调。
但正是这种“繁琐”，将改造的决策过程从神秘的黑箱拖入了阳光下的博弈场。每一个争议的解决，都伴随着信息的公开和利益的平衡，使得绝大多数村民感受到了被尊重和程序的公正。那些试图散布谣言、煽动对抗的空间被大大压缩。
几个原本态度强硬的“钉子户”，发现以往那种“闹大有奶吃”的策略，在自治委员会这套机制面前逐渐失效，因为大多数邻居开始基于公开的信息和规则来思考问题，不再轻易被裹挟。
民意，在这场看似繁琐、缓慢的博弈中，悄然发生着转变。从最初的普遍怀疑、抵触，到部分人观望、计算，再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主动询问政策、比较房源。一种“早签约、早选房、早受益”的共识，在村民中慢慢形成。
林万骁站在指挥部二楼的窗口，看着楼下自治委员会又一次散会后，委员们还在三三两两地讨论着。他知道，这条路走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