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传到张居正耳中，他心中凛然。果然不久后，便有严党中人前来示好，暗示若肯依附，必有重用。张居正婉言谢绝，推说自己才疏学浅，还需在翰林院多加历练。
此事过后，张居正更加谨慎。他深知在严嵩权势熏天之时，直言进谏不但无济于事，反而可能招来杀身之祸。然而，目睹朝政日非，自己却无能为力，这种痛苦日夜煎熬着他。
嘉靖三十三年春，张居正终于上疏请告归乡。奏疏中以“患病需调养”为由，请求暂归故里。获准那日，他独自在翰林院中整理行装，将那方“志在千里”的砚台小心包好。
“叔大何故此时请归？”李春芳闻讯赶来，不解地问道。
张居正望向窗外渐绿的柳枝：“在京七载，闭门读书，终究是纸上谈兵。我想回乡看看，民间究竟是何光景。”
离京那日，阴雨绵绵。张居正只带着简单行装，骑着一匹瘦马，悄然离开京城。没有隆重的送别，只有几位知己在城门外执手话别。
“叔大兄早去早回。”王世贞郑重道，“他日朝中有变，还需兄台这等栋梁之材。”
张居正拱手作别：“诸君保重。”
南归路上，张居正刻意避开官道，绕行乡间。越近湖广，所见景象越是触目惊心。沿途村庄十室九空，田地荒芜，与京城繁华判若两个世界。
回到江陵老家，亲友皆来道贺。进士及第、翰林院编修的身份，让张家在当地声望倍增。然而张居正却毫无衣锦还乡的喜悦，他谢绝了大部分应酬，开始深入民间查访。
一日，他行至江陵城外二十里的一个村庄，正值征收秋粮之时。村口空场上，几个粮长正对着跪地哀求的农民呵斥。
“今年大旱，稻苗都枯死了，实在交不出啊！”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农连连磕头，“求粮长大发慈悲，宽限些时日吧！”
为首的粮长冷笑：“朝廷的赋税，谁敢拖欠？就是卖儿卖女，也得把税粮交上！”
张居正上前询问：“老丈，你家有多少田地？需交多少税粮？”
老农泪眼婆娑：“原本有二十亩水田，去年被王府强行征去充作庄园。可官府税册上，这二十亩的税还挂在小的名下啊！”
张居正心中一沉。他早知土地兼并严重，却不想竟到如此地步。细问之下才知，这老农名叫陈四，世代务农。去年荆州王府扩建庄园，强行低价收购周边良田，他家二十亩水田仅得十两银子。如今田已归王府，税却未减，陈四只得租种原来的田地，交完地租后所剩无几，根本无力承担赋税。
“这岂不是要逼死人吗？”张居正怒道。
粮长斜眼打量他：“看阁下是个读书人，还是少管闲事为好。这可是王府的事！”
张居正强压怒火，取出银两替陈四垫交了税粮。回城路上，他思绪万千。这陈四的遭遇绝非个例，而是遍及全国的痼疾。权贵豪强利用特权兼并土地，却将赋税转嫁给无地农民，致使民不聊生。
此后数月，张居正遍访江陵各县，详细记录田亩、赋税、人口等情况。他亲眼目睹了农民在重税下的苦苦挣扎，也见识了胥吏如何欺上瞒下、中饱私囊。
在一个偏僻的山村，他遇见了一位老塾师。听闻张居正的身份后，老塾师颤巍巍地取出一本手抄的《赋役全书》：“这是老夫三十年来记录的本县赋税实情，或许对大人有用。”
张居正连夜翻阅，越看越是心惊。书中详细记载了江陵县三十年来田赋的变化，以及各种苛捐杂税的名目。最让他震惊的是，实际征收的赋税竟是朝廷规定的三倍有余，多出来的部分全被各级官吏层层瓜分。
“朝中诸公，可知民间疾苦如此？”张居正合上书卷，长叹不已。
六年的乡居生活，让张居正彻底了解了明王朝统治下的真实民生。他不再是一个只知书本知识的翰林学士，而是一个深切理解社会积弊的务实之士。每当夜深人静，他总会想起陈四老农绝望的眼神，想起沿途所见流离失所的百姓。
嘉靖三十九年的一个秋夜，张居正独自在书房中整理这些年的调查笔记。烛光摇曳，在他坚毅的面容上投下深邃的阴影。他展开一卷宣纸，凝神片刻，挥毫写下十六个大字：
“量地计丁，摊丁入亩，清丈田亩，均平赋役。”
写罢，他掷笔于案，望向窗外皎洁的明月，心中暗誓：他日若掌朝政，必革此弊！
这一刻，那个曾经才华横溢却略显青涩的翰林编修已经蜕变。六年的民间沉潜，让他真正理解了这片土地和生息其上的人民。后来震动朝野的万历新政，其种子正是在这江陵乡间的六年里悄悄萌芽。
而远在北京的朝堂上，风云正在悄然变幻。严嵩父子的权势虽仍如日中天，但反对的暗流已经开始涌动。张居正不知道，他重返京城的日子，已经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