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度的困厄，催生了极致的思考。他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举动——为自己凿了一副石椁（石棺）。他并非求死，而是以此决绝的姿态，斩断对生的贪恋与对死的恐惧，将自身置于“向死而生”的绝境，以求彻底的通达。他日夜端坐于石椁之中，澄心静默，排除一切杂念，让自己的心境达到绝对的虚灵与宁静（“澄默静一”），期待着在静到极处时，能迸发出照亮宇宙真相的智慧火花（“以求静极而动”）。
他放下了所有的书本，不再引经据典，不再追寻前人的足迹，只凭借内心本然的力量，苦苦思索。他在追问：剥离了官职、名誉、财富、知识，甚至剥离了健康的身体之后，那个剩下的、纯粹的“我”，到底是什么？支撑这个“我”屹立不倒的，究竟是什么？
一天深夜，万籁俱寂，连虫鸣都似乎隐匿了。龙场的群山沉睡着，只有洞穴深处偶尔滴落的水声，更添幽静。王阳明如同往常一样，在石椁中静坐，心神已凝聚到一点。忽然之间，仿佛一道撕裂夜空的闪电，又似洪钟大吕在脑海中震响，他感到周身气血奔涌，一种前所未有的通透感席卷了全身！
他猛地从石椁中跃起，忍不住发出一阵响彻林谷的长啸，这啸声中充满了无法言喻的狂喜与解脱。
他顿悟了！所有长期困扰他的问题，在这一刻冰消瓦解，豁然开朗。
他清晰地意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这便是中国思想史上石破天惊的 “龙场悟道” 。其核心精髓在于：
心即理：宇宙间最高的、最根本的“天理”，并不外在于人心，却需要到万事万物中去苦苦追寻。它本就圆满、完整地内在于每一个人的本性（本心）之中。万事万物之所以有意义，其“理”之所以能被认知，都离不开人的意识（心）去感知、去赋予、去显现。因此，从根本上说，“心外无物，心外无理”。
向内心求索：既然“理”就在心中，那么成为圣贤的道路，就不再是朱熹所指引的、向外穷究万事万物以期豁然贯通的路径，而是转向内心，去体认、去发现、去扩充、去践行自己心中本有的天理与良知。成圣的钥匙，就在自己手中。
这一悟，彻底扭转了宋代以来程朱理学“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的向外求索路径，将儒家学说的重心，拉回到了人的主体性——“心”的本身。它如同在密不透风的理学大厦上，打开了一扇通往广阔天地的窗户，为那些困于支离繁琐的经典考据和外在规范的士人，开辟了一条简易直捷、直指本心的成德之途。
悟道之后的王阳明，胸中洒洒，如释重负，充满了难以言喻的喜悦与平静。他首先将这一全新的思想运用于当下的生活。他不再视龙场为绝境，而是将其视为践行“圣人之道”的场所。他主动与当地土着交往，以真诚和善意打破隔阂，教他们筑土架木，改善居住；将中原的农耕技术引入，帮助他们发展生产；更以自身的人格魅力和简易的教化，传播文明，赢得了他们的深深信任与爱戴。土着们被他的学问和德行所折服，主动为他建造了数间房屋，这便是 “龙冈书院” 的雏形。
在这里，他开始了正式的讲学生涯，将从内心深处体证到的道理，传授给来自各方的学子。他提出了 “知行合一” 的初步主张，强调“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真知必然包含着行动的力量，不能付诸实践的“知”只是虚妄的幻觉。他的教学，一扫以往经院哲学的沉闷迂腐之气，活泼泼地，从学生的生命体验出发，直指人心，令人有拨云见日、豁然开朗之感。
也正是在龙场，他写下了着名的 《象祠记》 。当时，他见当地苗民竟供奉着传说中舜的恶弟“象”的祠堂，深感诧异。深入了解后，他借题发挥，深刻阐述了“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的道理，这与后来他提出的“满街都是圣人”的心学理念一脉相承，坚信人人心中皆有成为圣贤的根基。他还为龙场诸生写下了 《教条示龙场诸生》 ，提出了“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四条学规，这成为他日后教育思想的核心，强调为学首在立志，重在切己实践。
龙场，这个曾经的绝地、死地，反而成了王阳明思想的诞生地和精神的涅盘之所。三年的谪居生活，磨砺了他的意志，更淬炼了他的思想。一颗注定要照亮后世数百年的心学巨星，从此在西南的万山丛中，冲破一切阴霾，冉冉升起，其光芒即将普照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