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洁癖细节，充斥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盥洗之礼：他身边随时备着水盆，洗手之后，绝不用当时通用的毛巾擦拭，因觉其不洁。而是双手相拍，借助气流与体温，直至自然晾干。那姿态，不像是在洗手，倒像是在进行一场祛除污秽的仪式。
器物之界：他从不与人共用毛巾、器皿，划清了一条清晰的物理界限，守护着属于自己的一方“净土”。
衣履之执：一次，他的朝靴偶然被人碰了一下，他便如鲠在喉，命人反复洗刷，力度之猛，次数之频，竟至靴子破损不堪，无法再穿。对他而言，物质的价值远低于精神的洁净。
择婿之趣：最令人绝倒的，是他为女择婿的标准。他听闻一位姓段的名士，名“拂”，字“去尘”，顿时大喜过望，抚掌笑道：“既拂矣，又去尘，真吾婿也！”“拂”是拂去尘埃，“去尘”是扫除污秽，这名字在他听来，如同天籁，是精神同类的明证。当即便将女儿许配，成就了一桩因“洁”而合的姻缘，也成为士林间一则混合了荒诞与风雅的笑谈。
然而，最能体现其洁癖之“痴”与“智”的，莫过于他与宋徽宗赵佶之间关于一方砚台的故事。
米芾有一方心爱的宝砚，石质温润，发墨如油，是他平日摩挲的至宝，常向友人炫耀。风声传入宫中，同样雅好书画的徽宗皇帝产生了浓厚兴趣，便召他入宫，命其当场挥毫，一为观其书法，二为见识那方名砚。
米芾应命，在御前展纸挥笔，如常发挥，沉着痛快。书写既毕，徽宗对其书艺自是赞赏，但目光更多被那方伴随全程、古意盎然的砚台所吸引，把玩之余，赞不绝口。
就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米芾做出了一个胆大包天、却又极其符合其逻辑的举动。他上前一步，对皇帝说：“此砚经臣濡染，不堪复以进御。”
意思是：陛下，这方砚台已经被我用过了，沾染了我的气息，不配再呈奉给至高无上的您使用了。
话音未落，他竟一把将砚台抱起，紧紧揽入怀中！那砚中剩余的墨汁，瞬间淋漓而出，将他崭新的官袍染得一团乌黑。他却浑然不顾，只是仰着那张沾可能也沾了墨点的脸，带着孩童般狡黠而真挚的嬉笑，向皇帝请求：“求陛下赐砚！”
这一幕，充满了戏剧性的张力：污浊的墨汁与极度的洁癖，犯上的举动与纯真的请求，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徽宗赵佶本人亦是一位艺术上的知音，他素知米芾性情，此刻非但不怒，反被这憨态可掬、以“洁癖”为武器“巧取”宝砚的伎俩逗得龙颜大悦。于是，这位皇帝艺术家展现了他的大度，笑着将这方已然被米芾“污染”的砚台赏赐给了他。米芾如愿以偿，虽污了官袍，却保住了“净砚”，欢喜退朝。
真性情：在怪癖中栖居的灵魂
无论是拜石还是洁癖，在旁人眼中是“颠”，是“癖”，但在米芾自身，这却是一种毫不伪饰、彻头彻尾的“真”。
他的石癖，是对自然之美、古老之韵的极致崇拜，是将自身融入造化、追求艺术本源的生命实践。石头的沉默、坚固与永恒，正是他对抗官场浮沉、人世变迁的精神锚地。
他的洁癖，则是对精神净土的一种外在守护。他无法容忍物理世界的污浊，更深层次上，是无法容忍精神世界的混杂与庸俗。他用一种近乎偏执的方式，在自己与喧嚣混沌的世俗之间，建立了一道清晰的壁垒。这道壁垒，保护着他内心那片纯粹的艺术创作空间不受侵扰。
因此，他的怪癖，绝非简单的生理或心理异态，而是其完整艺术人格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用这种种极端乃至荒诞的方式，宣告了他与世俗价值体系的分道扬镳，守护着那片只属于他自己的、不容丝毫污染的审美王国与精神家园。在这“颠”与“癖”的背后，站立着的，是一个将生活彻底艺术化，以全部生命践行其美学理想的、无比真诚而强大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