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一份文件便经由警方，抵达了我的住处。
标题简洁：《专项调查报告：c. Vance》。
因为刺客罕见的专业性，及其展现出有趣的作案手法，伊莎贝拉也要求一同审阅。
我的本意是，她正处在需要为事业奠定坚实基础的黄金时期，过多的阴谋只会侵扰心智，干扰效率。
然而，作为一名领导者，综合考量并吸纳核心管理层的意见，也无可厚非。
我们在套房的客厅坐下，阳光落在昂贵的手工织毯上。
我将平板电脑的屏幕转向她，上面是档案的扉页。
“凯莱布·万斯，”
我念出声，指尖在玻璃上滑动，
“现年二十六岁。
经济学学位，绩点3.9，毕业后在华尔街‘灯塔资本’担任金融分析师。
代号‘墨菲斯’，首次记录在案的行动是四年前，至今确认与九起高难度刺杀有关。”
案件信息不是很有趣——从我和伊莎贝拉的角度看来，过往死者的刺杀难度都不是很高，没有多少讨论的价值。
不过……
档案附上了一张证件照。
“看上去比介绍年轻。”
伊莎贝拉的目光在照片上停留了片刻，评价精准而简短。
“观察入微。”
我将档案翻到下一页，上面是几张角度不同的生活照和一段备注。
“据调查，他在两年前和一年前，分别在东亚某国和本国进行过一次全面的面部骨骼重塑和后续的微调——为他主刀的两名外科医生，后续都因‘医疗事故’和‘意外车祸’身亡。
因此，手术的具体项目与原始模板已无从追溯。”
“可惜了。”
我一边说，一边轻轻叩了叩屏幕，
“他的原生骨相底子不差。
友利坚人的传统审美中，对这种后天造物始终抱有一种清教徒式的、近乎苛刻的批判。”
我稍微展开了论述：
“面容是上帝与血脉的恩赐，是灵魂最直白的显现。
任何人为的改动，都无异于一种欺瞒，一种对自身根源的背叛。
它将人的价值与一种不可变更的‘天然性’捆绑，认为后天的斧凿痕迹，无论多么精妙，都只是一种虚荣的、品味低劣的伪装。”
“那玛丽莲·梦露和金·卡戴珊是怎么回事？”
伊莎贝拉适时地提出了反例。
“那不冲突。”
我微微一笑，享受这种思想的交锋。
“观念上的反对，恰恰证明了我们坚守原则，拥有高雅的审美基准线；
而事实上的赞同，则说明我们拥抱技术，接纳进步，是一种根植于现实的稳重务实。”
伊莎贝拉的眼睛略显慵懒。
“这听上去……像是两种截然相反的逻辑被强行缝合在了一起。
或者，这可以运用某种辩证法来进行解释？”
“完全正确，伊莎贝拉。”
我毫不吝啬我的赞许，并对她极具开拓性的补充进行了解释。
“矛盾——它的本质不是谬误，而是对立事物的统一体。
一个成熟的思维体系，绝不能像宗教信徒一样，沦为某一种极端化观点的奴隶。”
“你接下来应该会举一个例子。”
她身体微微后倾，靠在柔软的沙发靠背上，做好了聆听的准备。
“工人——让我们说得更具体一些，通用汽车厂的装配线工人。”
我为这个思想实验设定了场景。
“他要求公司支付足以让他过上体面生活的薪水——这等于要求公司让渡本该属于增殖的利润。
他要求严格限制的工作时长——这等于主动降低自己在自由人力市场中的绝对竞争力。
他还要求得到体面与尊严——这等于要求匿名的市场，对他这个可被替代的职位与劳动价值，给予人格化的尊重。”
“这其中的每一项诉求，单独来看，都无比合理——这是一个人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权利；
但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放入‘自由市场’这个残酷的机器中，它们又显得无比‘错误’——因为它与资本效率、成本控制、供需规律这些底层法则相悖。”
“听起来非常正确。”
伊莎贝拉点头。
“这正是哲学的意义所在。
任何一个哲学体系，它的第一步，永远是分析现实，解释现实，为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赋予一套可堪信任的运行逻辑。
辩证法作为一种思维模型，其先进性与开拓性便在于此：
它给予现实一套包容性极强，且具备无限可拓展性的解释框架。”
我放缓了语速，尽力将语言打磨得更具思辨性：
“你看，如功利主义，它的最终目的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它是一个‘有目的的工具’，一切解释都为这个终点服务。
再比如康德的绝对命令，它追求一种普遍的、无条件的道德律，同样是有目的的，建立在“人是目的，而非手段”这个先验的、不证自明的道德公理上。
而辩证法不同，在高手手中，它是一个‘无目的的工具’，或者说，它的目的就是‘解释本身’。
一位精通辩证法的理论家，可以为一切事物——无论高尚或卑劣，进步或保守——都赋予其存在的内在合理性与必然性。”
“回到我们那位工人的例子。
他的诉求，在他的立场上，当然是百分之百合理的。
他可以用德国人的理论武装自己，去抗议，去罢工，去要求更高的待遇，并且很大可能成功。”
“而企业与市场，也会用它们自己的方法做出回应。
资金会因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而撤离，工厂会搬迁到法律更宽松、人力更低廉的地区，或者，在更激烈的对抗中，企业直接破产倒闭，工人失去一切。
相比之下，”
我话锋一转，
“东方人的做法有时就显得先进、务实得多——原则上支持，细节上讨论，事实上反对。”
“哲学只能解释一切，但不能解决一切。”
伊莎贝拉轻声说，她复述着我手稿里的一句话。
“下一句话是？”
我带着考验的意味问道。
“能解决一切的只有暴力（Force）。”
她的声音立即跟上，没有丝毫波澜。
“能解决一切的只有暴力。”
我重复道，并赋予其更广阔的内涵，
“——武力的暴力，技术的暴力，信息与思想的暴力，以及抽象些的，规则与权力的暴力。
只有通过各种形式的暴力，才能为某一种哲学的贯彻实施，排除掉所有与之相悖的干扰因素。
同样的，只要积累起足够强大的、不可抗拒的暴力，就能将一种哲学，无论它本身多么荒谬，变成所有人都必须接受的真理。”
“凯莱布·万斯的愚蠢也正在于此。”
我的思绪回到了档案的主人公身上，
“他鄙弃了人类生活的其他维度，却将生命终结时那稍纵即逝的边界状态，视为一种至高无上的艺术。
并过度沉溺于对那个瞬间的复现。
他的‘创作’有其独到之处，却也狭隘得不可救药。”
“审美不被主流认可，不被大众接纳——归根结底，只是因为暴力，不够强劲，不够彻底。
一首无比难听的乐曲，也可以让世界上所有人都发自内心地喜爱——只要你能发明一种技术，精准地清除掉所有听到它时会产生负面情绪的耳朵。